第七章 走出癌症（第4/6页）

下午，在柏林艺术大学美术教育系的大楼里，中国儿童画展开幕，尽管我化了一点妆，依然脸色蜡黄，这是我后来从照片上看到的。柏林艺术大学的天才音乐少年们为画展开幕表演了音乐节目。

一岁半的儿子坦坦站在我的身边，我谢绝了椅子，坚持和所有人一起站着，站在音乐里，那是我手术后第一次一动不动地站立了一个多小时。

柏林电影节与化疗、放疗

代表团离开柏林的那一天，我开始做化疗。

化疗不痛不痒，但是它让人的白细胞急剧减少，让我全身乏力。我每在计算机前工作一个来小时，都必须乖乖地躺到床上去歇息一会儿。这时我明白了医生为什么不同意我手术后马上做化疗。手术后，我心里充满恐惧，我平时不大关心生理医学知识，成天想着浪漫与爱情，如今突然病倒了，而且是晚期癌症，我觉得自己身体里都是癌细胞，我害怕全身某个部位某个角落可能还潜伏着哪怕一个癌细胞，这个癌细胞会随时向我卷土重来。为了断绝癌细胞扩散的哪怕一点可能，我向医生提出想马上做化疗，医生笑着安慰我：“梅女士，癌细胞并不那么可怕，我们每个人身上可能都潜伏着癌细胞，重要的是要增强免疫力，身体随时都在新陈代谢，不给癌细胞生存发展的机会。现在您刚做完手术，身体还很虚弱，您要积聚力量，恢复身体，这样才能承受化疗可能带来的不适。”

“那我能工作吗？”尽管担心癌症复发，我仍然念念不忘我的工作。

“适度工作能让您忘记病痛，保持心情舒畅更是最好的医药。”

医生的话让我放心了，我一直在工作，心里有时仍然害怕，工作疲劳的时候我还是会注意休息一下。

我渴望工作，喜欢我的工作，我还必须工作，因为我不工作就没有收入。我拿的是德国护照，但我即使病了也不愿领社会救济。我无法像一些德国人那样理所当然、心安理得地领社会救济，我认为我来自中国，我能在德国留下来，首先要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有所贡献。

还有，突然病倒让我有了一种挫折感与失败感，我要工作，在工作中切实感受到生命的存在。

当然，工作也不是我生命的全部，我还爱着很多东西。在我化疗的过程中，2001年2月，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举行了，我不想错过。

医生说了，保持心情舒畅是最好的医药。

我是柏林电影节的“粉丝”，到什么程度？电影节每年2月初举行，2000年2月，当时1999年7月底出生的儿子只有半岁，儿子4个月时开始长湿疹，每天夜里睡觉前全身更是痒得不行，小手到处乱抓，折腾得好可怜，我只能给他戴上手套。等他筋疲力尽睡着了，我观察到，夜里11点到凌晨3点他一般不醒。于是我就去看夜里11点半的电影，把儿子一人扔在床上，我奔了出去。这样的作案有两次，看完电影后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跑，怕儿子醒了，更怕警察已经横在家门口。（德国将10岁以下的孩子独自扔在家里算犯法）

谢天谢地，儿子真争气，妈妈不在的几个小时里他睡得还挺踏实。

第50届柏林电影节，是过大生日，是第一次由德国总统亲自剪彩。2001年2月，我大手术后不到两个月，黄着脸黑着眼圈捂着伤口，我还是坐到了电影院里。不太熟的人像往常一样见面点个头。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大病了一场，就默默坐到我身边。

中晚期癌症的根治，手术是关键的第一步，预后化疗与放疗，杜绝癌细胞扩散，是同样重要的第二步。做化疗的时候，我听从了医生的建议，不是躺在医院挂瓶子做传统的静脉输液，而是在胸前开了一刀，一枚现代的医学注射泵被放置进去，连接血管。每个化疗疗程，一个药瓶我每天24小时系在腰上，通过管子和针头注入我全身，持续一周，休息3周，然后进入下一个化疗疗程。对于医生来说，他们为我使用了先进的化疗仪器和方法，对于我来说，这省去了我去医院的时间。在做化疗的那一周中，我挂着输液瓶照常办了一些事情。周末的时候，我甚至还带着儿子和父母一家人利用周末乘火车旅游，我做这些，除了因为亲情，仿佛也想以此证明生命的存在。

工作是我走出癌症的一个力量

2001年，刚刚动完手术的那个春天，我反而更亢奋地投入到了生活和工作中，同时接受化疗与放疗。我共完成了6个疗程的化疗，其间，常常有朋友来看我，和他们的见面和交谈能让我忘记病魔，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化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开始同时接受放疗，春天快过完了，我也完成了12次放疗。至此，癌症手术后必做的化疗与放疗都结束了，我全都比较轻松地挺过来了，很少出现常人所说的掉头发、严重的恶心、呕吐等现象，我感到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