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成为单亲母亲（第3/15页）

儿子落了地，一声嘹亮的大哭，整个世界都笑了，母亲挂在眼角的泪花是欣喜的，母亲的微笑是自豪的，朋友们的鲜花立刻摆满了产房……

啊，啊，这里不是病房，是儿子的产房，迷糊中的我几乎叫出声来。

2000年12月25日，圣诞节的这一天，我独自一人在温馨的迷糊中度过，不明白上帝为什么在圣诞夜带走了对面病房的老太太，上帝应该送来一个又一个像坦坦那样虎头虎脑的孩子啊。

生命与死亡是否真有界限？

我想起了中国北方种植的小叶黄杨，冬天又干又冷，有时候一些小树的叶子全部枯黄，甚至又干又白，我以为这些叶子都死了，会掉落下来。但是到了第二年的春天，这些叶子会一点点重新转绿转青。我观察过那段漫长的细微的过程，当绿色又一点点覆盖原本枯干的叶子，那真是大自然生命的奇迹。

生命的奇迹，这几个字在2000年圣诞节这一天整天都萦绕在我的全身。

12月26日，我的父母从中国赶到了德国，他们带着我的儿子坦坦来医院了。

坦坦全身从上衣到小牛仔裤到脚上的小皮靴都是我添置的意大利名牌，儿子出生时的第一件新衣服是他的父亲云在意大利出差时带回的名牌夏装，这件小衣服几年后我还寄给一位女朋友刚出生的儿子穿，但事先说好日后女朋友要把小衣服再寄给我，女朋友的儿子穿完后，她守约寄回了小衣服，我把儿子的名牌服装保存了下来。在后来儿子的成长中，我改变了观点，决定不再给儿子买大品牌。生下儿子的一年多，我把从前打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全部转移到儿子身上，逛商店几乎只看儿童衣服鞋帽，每天为儿子换不同色调、不同风格的衣服，而自己穿着随意却不自觉。现在，儿子坦坦虎头虎脑地、神采奕奕地向妈妈走来，他一点也没有感觉医院与家有什么不同，不知道妈妈是从病床上爬下来到走道上迎接他，更没有看到我手上插着针头。十来天没有见妈妈了，坦坦扑向妈妈的怀抱，却被护士轻轻挡住了，因为我的伤口还不能碰。近在咫尺，我不能拥抱儿子，却看到儿子患湿疹的皮肤没有妈妈精细的护理变得粗糙了，白白的脸上红红两大块，像白白的衣服上打了两个红补丁，甚是扎眼，我的眼泪哗哗往下流，止不住呜咽，护士很纳闷，扶住我：“哦，梅女士，您很坚强，您从入院到现在都很乐观，所有的医生都夸您，现在您的儿子来了，这么可爱，怎么反而哭了呢？”

是啊，我回答不了，生活中我几乎没有为自己哭泣过，我总是为身边朋友的遭遇而哭，或者在电影院里哭得稀里哗啦，阅读的时候哭得抱着书满屋子找纸也是常事，现在为儿子哭了，还用回答为什么吗？

哭，2000年12月26日，刚满36岁的我，刚刚动完晚期癌症大手术，手背、脖子上都插着打点滴的针头，身边拖着吊瓶，当着父母，当着儿子，当着护士，我呜咽得泪水涟涟。

德国医院探视的时间不允许很长，父母即使也抹着眼泪，也只能带着儿子坦坦回家了。我回到病床上，白色病房，白色护栏病床上的白色床单，窗外绿色的塔松上挂满一层一层白色的雪，整个楼道也是白色的。我从温馨美妙的迷糊中清醒过来，我感觉到了，儿子坦坦来时发出的欢笑甚至一两次叫声，那是整个楼道里几天来能听得到的唯一的声音。坦坦走了，楼道里又恢复了宁静，这种宁静让清醒过来的人有无法克服、无可奈何的恐惧，我意识到了我躺着的地方，是病房，里面大部分是患了癌症的病人，绝大部分是老年人。这里是病房，而不是生机勃勃、充满初生婴儿嘹亮的哭声、充满鲜花与欢笑声的产房。

我没有想我为什么流泪，为什么哭，从我获知患了癌症到现在，我第一次流泪了，为什么？我没有想。我只是更强烈地感受到，坦坦太小了，皮肤有湿疹，这个还小得像棵幼苗的生命不能没有妈妈。同时一种强烈的恐惧感攫住了我的心：如果我死了，坦坦记不住妈妈，一岁多的孩子记不住妈妈。十月怀胎、生产的挣扎、剖宫产的伤疤、哺乳的没日没夜……如今孩子一岁多，我刚刚轻松些，刚刚开始和他一起捉迷藏、一起看图画书、一起听音乐……啊，一种无法比拟的悲哀向我袭来。

2000年圣诞节过后的我和圣诞节的我不一样了。我不再迷糊，我清醒地知道，为了儿子，为了自己，我一定要从这个病房里走出去。

那个圣诞节刚过，云急不可耐地就要回北京，他打电话到医院，说没有时间来医院和我告别，那时我躺在病床上，脖子上插着大针头，正在输液，我忘记自己找了什么借口，让护士暂时停止了对我输液，然后我把自己包裹严实就溜下了楼，这是我晚期癌症大手术之后的第八天，从手术昏迷中脱离重症监护室的第五天。寒风大雪中我每向前走一步都需要停下来喘息，稳住双腿，然后再向前走，终于我挪到了医院的大门口，我费劲地抬起手，使劲向远处的出租车站招手，还把脖子上的围巾也解下来摇晃，可是司机偏偏不开车过来接我，我一大步当三小步挪，挪三步歇两步，大约一百米的路程我可能用了正常人五倍的时间。上车后，司机抱歉地说：“真是太对不起了，我早就看见您了，可您看上去形容憔悴，像个疯子，所以我不敢开车过去拉您。”其实我心里并没有责怪司机，我以为他没有注意到我招手，德国司机在出租车里埋头读书看报是常有的事。可是听了司机的话，我心里又震惊又悲哀：我形容憔悴吗？我像个疯子吗？这是真的吗？但是我的心里，此刻正充满着温情和渴望，我不顾脖子上插着大输液针头，手术后第一次离开医院，擅自回家，是想看看我儿子的父亲云，他要离开柏林的家，却不来和我告别。我的双脚刚踏进家门，家里的电话就响了起来，是医院值班的护士打来的：“梅女士，您在家里？谢天谢地，请您马上回医院，这是规定，我们必须对您负责。”一贯对我非常和气的护士，声音在电话中有些严厉，但她还是同意我在家待10分钟。我看到云在慢条斯理地收拾行李，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时间紧张，我抚摸了一下儿子，5分钟后就重新坐上了出租车。回到医院，值班护士立即来到我的病房，扑到我的病床前：“梅女士，您是博士，您不懂吗？您脖子上插着大输液管，大输液管直接连着您的大血管，如果针管路上出意外，您会大出血，几分钟内您的命就完蛋了。您的儿子多可爱，他会永远失去妈妈！我也会因此丢了这份工作，我也有两个孩子，我的孩子就会饿肚子没有生活来源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