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冠花的红,柳树的绿(第2/4页)
这让我觉得很不得了。从小我们关系就好,甚至被别人嘲笑说是什么“同卵双胞胎姐弟”或是“近亲乱伦”。但在我这样的姐姐面前,在那么疼爱他甚至让他去留学的父母面前,还有高度评价且深信他的才能,忘了是叫舒尔兹还是史托兹的那位德国学校的教授面前,他都拒绝拉小提琴,却竟然在别的地方“偶尔拉”。
说是沙龙,但并不是定期的集会,那里只是普通的人家,总有人聚在那儿而已。那所位于东京郊外的独门独户的破房子里,住着一对古怪的夫妇。据说房子是租的,那位妻子瘦瘦的,个子不算高,只有头发和手脚特别长,她说:“人都是很快就会死,不明白那些要买土地的人是怎么想。”
无论什么事情,她都是这种腔调。
“哎,我们没有孩子,也不用为谁留点什么。”
比妻子更理性的丈夫补充道。但那所房子里也有孩子到处乱窜。开始以为是亲戚家的,但不是,据说只是邻居家的。那座昭和初期修建的日式房屋当然带院子,院里长年杂草丛生。
几年前,弟弟被一位同性恋朋友带去那里。他说,在那里待着很舒服,一眼就相中了。
我与阿郎在那儿相遇。那个迷惑女人又迷惑男人、温柔又自私的不良中年男人阿郎。
聚集在沙龙的人,除了孩子有一半是男同性恋,其中再有一半是医生。不知为何,其中医生的百分比很高。事先说明,阿郎两者都不是。他是活动策划人,虽是博爱主义者,却是异性恋。
我人生的混乱便始于那个沙龙。
我在门口角落的吸烟处吸着烟,萤火虫的光和告知闭馆的广播一起在空气中游荡开来,如同被一起赶出来那样。弟弟回来了,眉开眼笑的。音乐、绘画,还有某种电影及戏剧总会让他兴致高涨。
“尽兴了?”
我问,在烟灰缸里捻灭了烟站起身。鞋发出咣当声。
来到外面,没想到竟飘起了雪花,雪飘落在美术馆使用了大量玻璃的现代建筑上、尽是枯木的山景里,还有向下延伸到小城的宽宽的坡道上。
“好美。”我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抬头远望,呼出的气息是白色的。
“静得瘆人啊。”
弟弟也是双手插在口袋里,仰望着天空说。我的视线回到地面,沉迷地看着弟弟仰起的侧脸。
“好俊俏的脸。”我阐述着感想。
旁边的停车场空空如也,那块空阔的地上白天也许停了许多观光大巴,现在却只停着应该属于职员的两三辆私家车。
“喂,我们怎么回去啊?”
我一问,弟弟也瞬间愣住了,说“我去问问”,快步折回了美术馆。
我们用入口侧面的公用电话叫了出租车,等了三十分钟。来关大门的人怜悯地看着我们。飘落的小雪中,我们终于坐上了出租车,此时太阳早已下山。
“好冷。”我哆嗦着说。弟弟说:“饿死了。”
回到市里,霓虹灯到处闪烁。冷是冷,但哪儿都没下雪。我们进了车站前的饺子馆,店中央烧着煤气暖炉。
要了两瓶啤酒和两盘饺子。
“哎?亚纪怎么来着?”
夹着小小的、煎得脆脆的饺子,弟弟很愉快地问。除非有特别伤心的事,一般他都很愉快。
“听我说。”
我兴致勃勃地说起来。说那个明知别人为出门请了带薪假,却在这天上午十点突然来访的能说又好色、又无所顾忌的女人。
她叫市原亚纪,据说高中时患了重度抑郁症,几次自杀未遂,反反复复住院出院。借用她的话,说是“抑郁症导致她有意怀孕了,为了不被迫打掉,一直保守秘密,但最后还是流产了”。只听这些会觉得很心痛,但现在二十一岁的她已经彻底恢复,变成了一个只在名义上“帮忙做家务”的能说又好色,又无所顾忌的女人。虽然是个美人,嘴却很损,让周围的人感到棘手。
“我来玩了。”
一打开门,亚纪麻利地脱掉鞋子进了屋。让亚纪说的话,我是个“把她的阿郎横刀夺爱的可怕丑八怪”。
然而在这方面,我更相信阿郎的话。
“怎么可能,我跟亚纪什么都没有,一根指头都没碰过她。唉,但有几次她自己把衣服脱了,为给她穿上衣服不得已碰过她的身体。”
“你今天请了带薪假吧。那我可以在这儿慢慢待着了。”
亚纪从厨房取来刀,一圈一圈削着我为喜欢水果的阿郎买来的日向夏蜜柑的皮。
“开什么玩笑。我现在要出门呢,吃完你就乖乖回去吧。”
知道。亚纪说。
“是和你弟弟出去吧?听阿郎说了,我们是网友,不管什么都会告诉对方。在邮件里,连平时跟谁都无法启齿的事都可以坦诚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