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8（第2/8页）

于是，尽管我想到不断寄到斯坦福希尔的信将没有人拆封，也没有人回复，尽管我猜到家人回想起我的态度，会觉得我背弃了他们，很快就不再给我写信，但我也无可奈何。我想起自己抛弃的东西——我的女装，我的收入，歌迷和崇拜者给我的信件和卡片，刻着我姓名首字母的箱子——想到这些，我浑然不以为意，仿佛这都是别人的过去。我想到《灰姑娘》，想到我违背了合约，让不列颠剧院的人失望了，我也不在乎。在这个新家，我叫“阿斯特利小姐”，如果我的邻居们曾在舞台上见过南·金，他们也不会认出我来——事实上，连我自己也认不出她了。我根本无法直视自己带来的衣服。我把它们放在床下，原封不动地塞在包里，让它们褪色。

没有人来看我，因为没人知道我在这里。我隐藏起来，消失在世界上。我丢弃了友谊和欢乐，把拥抱痛苦当作事业。过了一周，又一周，一周，又一周，我什么都不做，除了睡觉、哭泣和在卧室里踱步。不然就是站在窗前，额头贴着脏兮兮的窗子，看着下面的市场，不断有动物的尸体被运过来，堆起来，然后被买走。我见到的人只有贝斯特太太，还有玛丽——这个小女仆进来给我倒夜壶，给我拿来煤和水，有时我让她给我买烟和食物。她递给我包裹时的表情显示了我已变得多么古怪，但是我对她的恐惧和惊诧不以为意。除了自己的悲痛，我对一切都无动于衷。我以一种诡异而可怕的狂热沉浸于这种悲痛。

我感觉自己好几周没有梳洗过了，当然也没有换过衣服，因为没有别的可以换。我也早就不戴假发了，任由我的头发凌乱油腻地贴在耳朵上。我不停地抽烟，从指甲到指关节都变成了棕黄色，但是我几乎没怎么吃东西。因为我一直在看那些被拖到史密斯菲尔德的动物尸体，因此一想到吃肉就恶心。我只想吃最柔软的食物。就像个怀孕的女人，我的口味变怪了，只想吃甜味的白面包。我付给玛丽一先令又一先令，让她去肯顿市集、怀特查贝尔、莱姆豪斯和苏荷区给我买面包圈、奶油蛋卷、希腊烤面包还有中国点心。我把这些东西放进茶杯里蘸着吃，茶是我用炉子上的水壶煮的，煮得很浓，加了牛奶。这是我和姬蒂在坎特伯雷游艺宫最初的日子里，我经常给她沏的茶。茶的味道就像她，既是安慰，又是可怕的折磨，被我一同喝下。

尽管我对时间不以为意，它依然悄无声息地流逝。那段日子也没什么好说的，真是糟透了。我楼上的房客搬出去了，又搬来一对带着婴儿的贫穷夫妻。孩子有疝气，每天晚上都哭。贝斯特太太的儿子有了个恋人，也把她带回来了，在楼下的客厅里喝茶、吃三明治，她还会唱歌，有人给她钢琴伴奏。玛丽的扫帚打破了一扇窗户，尖叫了一声，贝斯特太太卷起袖子打了她，于是她又尖叫一声。这就是我在昏暗的小屋里听到的声音。或许这声音也是些许安慰，但其实没有什么能安慰我。它们只让我注意到一些事情，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接吻的声音，愉快的声音，愤怒的声音——那些被我抛在身后的声音。当我从那扇脏兮兮的窗户向外眺望，如看蚁群或是蜂群无异——我完全认不出自己曾经属于的这个世界。只有随着日子变暖，白天变得明亮，还有史密斯菲尔德的臭味变得更浓烈，我才意识到这一年又慢慢进入了春天。

我以为自己可以消失于无形，像房间里的壁纸和地毯一样颜色褪尽。我可能就那么死了，而我的坟墓无人问津。我或许会昏迷不醒，直到世界末日——如果最后没发生某件事唤醒我。

我在贝斯特太太家里住了七八个星期，没有出过房子。我还是只吃玛丽给我拿来的东西。尽管我只让她给我买面包、茶和牛奶，但她有时也会给我带回更多有营养的食物，劝我吃下去。“如果你不吃一点，”她说，“你会消失的。”她给我拿来从法灵顿路买回来的烤土豆、馅饼、鳗鱼冻，都是用一层层报纸紧紧包裹起来的，油乎乎地冒着热气。我都吃了——如果她给我一袋砒霜，我也会吃下去的。我习惯了一边吃土豆或馅饼一边把包装纸摊平，读上面的字——大多是十天前的事情，无非是盗窃、谋杀和职业拳击赛。我做这些的时候就和看窗外东伦敦的街区一样无精打采。但是有天晚上，当我在膝盖上摊开一张报纸，从缝隙里拣出馅饼渣子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我认识的人名。

这一页是从一张廉价的剧院报纸上撕下来的，是一个叫作“音乐厅罗曼史”的专题。这几个字出现在一个小天使举起来的横幅上，下面写着几个小标题，诸如本和米莉宣布订婚，著名杂技演员即将结婚，哈尔·哈维和海伦的华丽蜜月……这些艺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也懒得去看，因为这篇文章的正中央有一个专栏，还有一张照片，让我再也无法移开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