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第2/9页）

那个游艺宫很小，我猜，甚至算得上简陋，但是在我的记忆里——我还是以一个牡蛎女孩的眼光来看它——我看到墙上挂的镜子，观众席上深红的坐垫，幕布上方镀了金的石膏丘比特像。像我们的牡蛎餐馆一样，它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气味，那是木材、油漆和啤酒的味道，是汽油、香烟和头油混合的味道。现在我知道了，无论哪儿的音乐厅都是这股味道。我小时候没缘由地爱着这种味道。后来我听剧院的经理和艺人们说，这是笑声和掌声的气味。再后来，我明白这味道的实质并不是快乐，而是悲伤。

不过，这些只是我故事的开头。

我比大多数女孩更熟悉坎特伯雷宫的颜色和气味。至少在我十八岁那年，在父亲家里的最后一个夏天，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艾丽斯有个在那里工作的男朋友，名叫托尼·里夫斯，他经常让我们免费去看表演，或者给我们弄些低价票。游艺宫的经理叫特里基·里夫斯，是个名人，因此他的侄子托尼对艾丽斯来说也颇具魅力。一开始我们的父母并不信任托尼，认为在剧场工作的他有些“轻浮”——他成天在耳朵后面夹着香烟，油腔滑调地说着合约、伦敦和香槟的事。但相处久了没有人会不喜欢托尼，因为他是那么的心胸宽广、随和善良。就像其他追求我姐姐的人那样，托尼仰慕她，因此对我们每个人都很好。

每个周六的晚上，我都和艾丽斯去看坎特伯雷宫最流行的表演，我们把裙子塞在座位下面，跟着合唱团唱着欢快的歌曲。和其他观众一样，我们也有自己的喜好。遇到最喜欢的节目，我们边看边叫，求歌手演唱一遍又一遍，直到她嗓音嘶哑，而她——通常是我和艾丽斯最爱的女歌手——再也唱不出来了，只能微笑着鞠躬行礼。

演出结束时，我们向坐在售票亭后面那个小办公室里的托尼致谢，嘴里哼着舞台上的旋律。我们在开往惠特斯特布尔的火车上哼着方才演出中的歌曲和一些别的歌，快快乐乐地回家去。当我们上床睡觉时，我们对着一片漆黑唱着歌，在梦中还打着节拍。第二天醒来，我们还哼着歌。我们干活的时候也带着一点音乐厅的时髦劲儿——晚餐时分，艾丽斯一边上菜一边哼着小调，客人们听了不禁莞尔；而我，坐在高脚凳上和卤水碗前，对着清洗干净的牡蛎肉唱歌。母亲说我也该亲自登台表演。

不过她说着就笑了，于是我也笑起来。我所见过的那些舞台灯光下的女孩，那些唱着我喜爱的歌曲的女孩，都不是我这样的。她们更像我姐姐：樱桃小嘴，一头鬈发垂落香肩，她们胸脯高耸，手脚纤细优美，像酒瓶一样凹凸有致。而我又高又瘦，胸脯扁平，头发也没有光泽，眼睛是浅褐色的，泛着些许游移不定的蓝。我的皮肤十分平滑光泽，牙齿也很白，不过这些特征并不起眼，至少对我们家而言。我们成日浸润在卤水的蒸气之中，因而全都像乌贼一样洁白无瑕。

对，像艾丽斯那样的女孩，注定要穿着绫罗绸缎，站在被丘比特环绕的镀金舞台之上；而我这样的，就要坐在昏暗的楼座里，默默注视着她们。

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

上面说的那些——平日里剜牡蛎、洗牡蛎、做牡蛎、端牡蛎，以及周六晚上去音乐厅，是我少女时代印象比较深刻的记忆。当然，这些只是冬日里的活动。从五月到八月，渔船放下了风帆，要不就是出海去捕捞别的东西了，于是整个英格兰的牡蛎店都不得不更换菜单或者歇业。虽然父亲店里的生意从八月到第二年春天都很好，但还没有好到可以让他一整个夏天都关门去度假。不过，正如许多惠特斯特布尔靠海吃饭的家庭，在比较暖和的月份，我们手上的活儿也明显轻了下来，进入一种更缓慢、放松而愉快的节奏。餐馆没那么忙了。这几个月我们卖螃蟹、比目鱼和鲱鱼。我们敞开窗子，让厨房的门也大开着，再也不用像冬天里那样被牡蛎锅的蒸汽煮熟，也不会被牡蛎桶里的冰块冻得手指发麻，而是沐浴着清风，聆听风帆和滑轮的声响从惠特斯特布尔的海湾上传来。

我十八岁那年的夏天很暖和，且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热。父亲在海滩上扎了一个卖贝类和海螺的摊子，一连出摊好几天，把店面留给母亲照管。我和艾丽斯便可以每天晚上随心所欲地去坎特伯雷宫了。但是就像七月里没人想在我们那闷热的小店吃炸鱼、喝龙虾汤一样，我们一想到要戴着礼帽和手套坐在特里基·里夫斯那不透风的音乐厅里，就觉得热得喘不过气，因此意兴阑珊。

你或许不知道，鱼贩这个职业与音乐厅的经理有些共同之处。父亲换了一批新货来满足食客被高温麻痹的味蕾，特里基也是如此。他遣散了半数演员，并从查塔姆、马盖特和多佛的音乐厅请来了一批新艺人。最明智的是，他和一个真正的明星签了一周的合同——来自伦敦的格利·萨瑟兰，这家伙是这个行当里最好的喜剧歌星，哪怕是在肯特郡最热的夏天也能保证满场满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