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可以请你吃饭，但不能借给你钱，因为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看到你。千万别求我给你找工作，我的工作都是自己找的。是的，你是我的朋友，所以你可以在我这儿住几天。

这是深圳的原则。在火车站长椅上辗转难眠的，在人才大市场拥挤的人群中汗流满面的，在午夜的草坪上忍受蚊虫叮咬的，在罗湖、福田、南山、蛇口的工厂里头晕眼花、牙龈出血、月经失调的，不管你学历高低，不管你现在坐奔驰还是开宝马，你肯定都说过这两句话，或者说在嘴上，或者说在心里。

刘元刚到深圳时，裤衩里缝了两千元，两个上衣口袋各装了五百元，在一九九一年来到深圳的大学生中，他绝对可以算是个富翁。不过这个富翁在深圳待了四个月就破产了，整个一九九一年，他基本上处于失业状态，只在一家公司短暂地干过不到一个月，收入不到九百元。一九九二年新年钟声敲响时，这个富翁正躲在蔡屋围一家低档旅馆里，看着破破烂烂的床单，越想越伤心，抱着脑袋就开始号啕大哭。

那夜的深圳特别黑，街上没有车，没有行人，连路灯都不正常，闪闪灭灭的，像荒山墓园里阴森的磷火。刘元的哭声混合着香港那边的鞭炮声和欢呼声，在冰冷的深圳夜空久久回荡，像一曲婚宴上的丧歌。

十年之后，刘元穿一套深灰色的范思哲西装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说起当年的艰苦历程，他眼圈一下子红了，“你相信吗，”他对漂亮的女主持人说，“我那天只吃了一包华丰方便面，身上只剩下七块钱。”

那七块钱刘元花了四天。最小的酥皮面包都要卖五毛钱一个，他一顿吃一个，然后就拼命地灌凉水，喝得肚子里哐当作响。旅馆老板娘每晚都在外面炒菜，又炖鸡又炖鱼，香味四散，刘元头顶着门框，感觉胃里像着了火一样，不停地抽搐，恨不能出去一刀把他们宰了，然后抢过鸡鱼来大吃一通。就这么熬了七十多个小时，第四天起床时整个人都在发抖，眼前金星闪，肚里钟鼓鸣，要不是东莞的三叔来得及时，他估计就要活活饿死。

肖然和刘元是同班同学，毕业后又一起来到深圳，但两个人关系并不好。在肖然看来，刘元的苦难完全是咎由自取，活该。他一直都不喜欢他，认为刘元太奸、太会算计，也太有侵略性。那年的保安打人事件，整个学校闹得沸反盈天，所有人都站在队列里挥舞拳头，只有刘元不为所动，冷冷地看着他们窜进窜出，眉头皱得像一头大蒜。

后来连公安局都介入了，在最紧张的几天里，肖然趴在床上装病，嘴里半真半假地不停哼哼着；陈启明一页页地写检查，他老爹闻讯赶来，差点打断了他的狗腿；只有刘元，像个没事人一样躺在床上看书，然后写了满满四页纸的《入党申请书》，还在宿舍里背诵鲁迅的名言：“游行是不足取的。你们……太幼稚。”为了这句话，肖然不知骂了多少句娘，有一天趁他不在，几个人越说越气，肖某人一时没压住火气，抓起他的饭盒就扔到了窗外，刘元回来后发现吃饭的家伙没了，心知有鬼，不过势单力薄，也只能隐忍不发。

真正交恶是大三下学期，韩灵来他们宿舍聚餐，刘元借着酒劲儿，不停地抨击肖然，说他睡前不刷牙，脱下的袜子能砸核桃，至少说了二十遍“肖然这个农民”，说得这个农民一声怒吼，一肘将邓辉的脸盆捣了个对穿，要不是陈启明死死地拉着，二○四室那天说不定就要搞出人命。

作为那场战争的真正原因和关键力量，韩灵的态度十分暧昧，先拉一下肖然，肖然哼了一声；再拉一下刘元，刘元艰难一笑，转头就狰狞起来，恶狠狠地瞪着肖然，恨不能生吃了他。在他们中间，身材矮小的陈启明满面通红，奋力地撑开双手，嘴角源源不断地冒着白沫，像一瓶生气的啤酒。

韩灵和刘元都是鞍山人，韩灵入学时，刘元扛着她的大包小包，从火车站一直走到学校，累得大汗淋漓。那时候还没有飘柔海飞丝什么的，刘元斥近百元巨资帮她买了青苹果洗发香波、中华牙膏、北京针织一厂的毛巾，还有一套小兔子图案的睡衣，就差买卫生巾和内裤了。韩灵感激得无以言表、五体筛糠，立马就认了刘元当干哥哥，还非要请他去门口的川菜馆吃饭，“哥你能喝酒不？晚上咱俩喝两杯。”

喝醉了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醒来头疼，开车可能会被拘留，会说错话、认错人、办错事。有人喝醉了哭，有人喝醉了笑，有人喝醉了一声不吭。刘元对肖然说，王八蛋，我要是不喝醉，哪他妈会有你？！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六日，刘元架不住小师妹的软硬兼施、恩威并济，硬着头皮喝下去五口杯二锅头，第五杯刚一下肚，他就一头扎进一盆酸菜鱼里，吐得虎啸龙吟、日月无光。旁边有几个北京地痞尖着嗓子大笑：“傻，嘿，给娘们儿灌倒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