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章（第3/4页）

赵恒上回只遥遥看了眼致辞的那小解元，但因离得远，加上未放在心上，只记得是个好看模样，但印象已模糊了。

现冷不防地近了好些看，虽不是正脸，但见惯后宫美人的赵恒，也忍不住被小小地惊艳了一下。

模样俊俏的年轻郎君，自是赏心悦目的，可比看寇准的臭脸要舒服多了。

他专门侧了侧头，低声飞快地问了句内臣：“那穿白衫凭栏的，就是姓陆的那省元吧？”

内臣赶忙看了一眼，回答道：“陛下英明，那人正是陆辞。”

赵恒不置可否地含糊应了一声，不再看向那方向，而是往水阁继续走去了。

作者有话要说：注释：

1.寇准的价值观：

寇准很自负，“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确系他性格真实写照。他做宰辅，不循常规办事，包括用人，他也往往打破制度规定，大多按照自家考量予以升迁或贬黜。按照磨勘制度，某人到了年限，应该晋级，同列中就有人拿了考功档案给寇准，要求按例办理。寇准不同意，同列认为章程如此。

寇准回答：“宰相是干吗的？就是要黜退不肖之辈，进荐贤良人才。如果都按照章程做事，那还要宰相何用，一个普通的小吏就可以干了。”

按寇准本意，是要为国家“取士”，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有德有能且有志的“国士”。史上的吏部工作一向就存在悖论，完全按照制度规定，几年几年晋半级，几年几年晋一级，只要不出错，反正到时候就升职多拿俸禄，这就容易使得一群吃饭不做事的庸人升官，“国士”混在这样的官员行列中会有耻辱感，不愿意为“五斗米”而折腰，所以很可能要么借故“致仕”，退休，远离庸俗官场，悠游于山水云林，要么寄情于文字，不再关心邦国命运。故此类制度，令国家“得士”的可能性不大。但完全按照大臣举荐，又容易因为举荐者修养、眼光的差异，被举荐者机缘、运气的不同，最后朝廷也未必顺利“得士”：那些靠近举荐者或夤缘举荐者的官员就容易上位，而多年辛勤工作，无缘接近或不屑于夤缘举荐者的官员就只能默默无闻。像李沆、寇准、毕士安这样的举荐者，当然有眼光，自然可以举荐像样人才；但如果碰到童贯、蔡京、贾似道这样的举荐者，举荐一批佞人上台，则国家必危。千年以来，这个悖论并没有合理完善解决。

因为寇准这种自负，阻滞了一批“到日子”该晋升的官员不能晋升，所以“下面”怨气颇重，史称“同列颇不悦”。（《大宋帝国三百年7·真宗赵恒 下》）

2.皇家园林对百姓开放。

北宋的皇家林苑“玉津园”兼有动物园的功能，番邦诸国进贡的珍禽异兽即豢养于玉津园，大中祥符五年（1012），宋真宗下诏，“诏诸国狮子、驯象、奇兽列于外苑，谕群臣就苑中游宴”，外苑即玉津园。养于玉津园的动物有交趾驯象、占城金毛狮、神羊（廌）、灵犀、天竺狻猊（狮子）、孔雀、白鹇、大象、犎牛、独峰橐驼、白驼等等。其中大象就有四十六头，为了给大象提供足够的草料，朝廷“令玉津园布种象食茭草十五顷”，即在玉津园开辟了十五顷地种植茭草。

玉津园是皇家林苑，但对群臣开放的，“谕群臣就苑中游宴”。士大夫可以在园中游赏宴乐。不过我们说它具有公共动物园的性质，则是因为，玉津园在每年三四月，也对市民开放。宋神宗元丰年间，周邦彦作《汴都赋》，提到“上方欲与百姓同乐，大开苑圃，凡黄屋之所息，鸾辂之所驻，皆得穷观而极赏，命有司无得弹劾也”。宋徽宗时的李长民《广汴都赋》也说：“命啬夫而启禁籞，纵都人而游览。”这些对市民开放的皇家林苑，自然包括玉津园。宋人洪迈的《夷坚志》记录了一件事：徽宗大观年间，宿州有钱君兄弟，赴京赶考，“因休暇出游玉津园”，说明宋朝的一般平民都可以在开放期进入玉津园，且不收门票。

而定期向市民开放的“金明池”与“琼林苑”，则已经有了“公园”的性质。每年的清明时节，到皇家林苑探春，是汴梁市民的习俗。开放期间，政府每年会在“金明池”组织、举行盛大的博彩节目、水戏表演、龙舟争标，吸引了无数市民前往观看。精明的商家早已抢先在金明池的岸边搭起彩棚，租给游客，“两边皆彩棚幕次，临水假赁，观看争标”。金明池上的宝津楼，是皇帝观赏百戏表演与赐宴君臣的所在，“寻常亦禁人出入，有官监之”，但在开放期间，天子与民同乐，宝津楼的门口“皆高设彩棚，许士庶观赏，呈引百戏。御马上池，则张黄盖，击鞭如仪。每遇大龙船出，及御马上池，则游人增倍矣”。每有御驾亲临，游人亦不须回避，争相观睹，以致“游人增倍”。（《宋：现代的拂晓时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