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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儿并非处处都顺心，”他写道，“在我上次给你写的信中，你肯定已看到了这一点，不过你还是什么都别说为好。她总是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已给你写过好几封信，但身边却没有可以信赖的人替我将信寄出。除非我自己外出寄信，否则这些信都无法抵达你手中。我患病以来无法外出走远。至于我的那些医生，我对他们任何人都毫无信赖可言。他们是一群说谎者，全都是。那位刚由瑞纳提推荐来的医生更是一个杀人犯，很可能也是那伙人中的一个。他们对我的病情进行可怕的臆断，但我会击败他们的。”后面是一段空白，然后是一些潦草无法辨认的文字，之后便是他的签名。

我让马夫系好马鞍，出发奔向教父家，让他看安布鲁斯的来信。像我一样，他也感到忧心忡忡。“好像已精神崩溃了，”他脱口说道，“让我感到很不舒服，这不是一封精神正常的人写的信，但愿⋯⋯”他突然努了努嘴巴，缄口不语了。

“但愿什么？”我问道。

“你伯父菲利普，也就是安布鲁斯的父亲，死于脑瘤，你知道这件事，对吧？”他简要地说道。

我如实告诉他以前我从未听说过此事。

“当然，这是你出生前的事了，”他说，“家里人向来不大谈这事，这种病是否会遗传，我认为医生也说不准。到目前为止，医学还远远没发展到这种程度。”他戴上眼镜，把信又看了一遍。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一种完全不同的可能。我倒宁愿认为是这种可能。”他说。

“哪种可能？”

“安布鲁斯是喝醉时写这封信的。”要不是他已年过六十，又是我的教父，我一定会反驳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

“我一生中还从没看到安布鲁斯喝醉过。”我对他说。

“我也没见过，”他干巴巴地说着，“我仅仅想在这两种可怕的情况中选择更好一些的可能性。我想你还是下定决心亲自去一趟意大利吧！”

我说：“在来看你之前，我已决定要这么做了。”

我骑马回家，但心中对启程上路的事一点底都没有。

因为普利茅斯没有轮船去意大利，我不得不先到伦敦，然后到多佛，再搭乘邮政班轮到布劳根，接着再乘定期驿车穿过法国进入意大利。如果没有延误，我大约三周后到达佛罗伦萨。我的法语很蹩脚，对意大利语又一窍不通。然而，只要能到安布鲁斯身边，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我向斯考比和仆人们作了简短的告别，只说我要匆忙去看望他们的主人，没提他生病的事。然后便在七月一个晴朗的早晨启程向伦敦进发，开始去一个陌生的国家做差不多三个星期的旅行。

马车拐上波得敏大道时，我看见马夫拿着一个邮袋策马向我奔来，我叫威灵顿勒马停车，那个男孩把邮袋递给我，我想安布鲁斯来信的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然而这万分之一实实在在就在眼前。我从邮袋中取出信，打发那小子回去。威灵顿又扬鞭策马启程了。我从信中抽出一张纸片，举到马车窗口有亮光的地方，信上的字潦草不堪，几乎无法辨认。

“看在上帝的份上，赶快来吧！瑞秋——我的冤家——她终于对我下手了。如果你稍一耽搁，可能一切就太晚了。安布鲁斯。”

信上只有这几句话，信纸上没有写信日期，信封上也没有邮戳，封信的是他的戒指。

我坐在马车里，手里握着那张破信纸，心里清楚，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在八月中旬之前送到他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