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四章：日军的舆论战（第2/3页）

刘易斯·史迈士在1938年3月8日，给妻子的信中，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写：“日本报纸最新消息，他们已经发现了11名中国武装强盗，他们是金陵城一切坏事的元凶！唉，如果他们每个人能在两星期的时间里，每天都日夜不停地强100－200名妇女，并携带报道称的5万美元逃逸，那这些中国人也未免太强悍了……”

日军不仅仅利用报纸刊登。

他们甚至派遣飞机，向安全区内的难民投下不计其数的传单。

上方写着：“所有返回自己家中的中国良民都会得到食物和衣服。那些未被蒋国府军队的魔鬼所愚弄的中国人，日本愿意做你们的好邻居。”

这些传单上不光光写下这样极具诱惑的标语，甚至还印有彩色图画：一名英俊的日本士兵，怀抱着一名中国儿童，孩子的母亲跪拜在他的脚下，感谢他送来的几袋大米。

传单散布的当天，就有数千名中国人离开难民营，返回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家中。

日军不仅仅散布虚假的传单。

它们甚至还对安全区里的难民宣称，金陵城内所有战事已经结束，街道肃清，和平迎接着他们。

利用谎言来哄骗安全区难民营里的难民离开安全区。

而早在金陵城沦陷之后，日军就用同样的方式，哄骗安全区里的难民，这些走出安全区的难民，很快遭到日军的屠杀，妇女被日军抓走，下场可见。

日军还在自己曾经酿成惨剧的房屋外墙或附近张贴色彩鲜艳的海报，海报上画着的内容，大都相同。

一名英俊的日本士兵，把一名中国小孩抱起来，同时把一桶大米递给孩子和母亲，把糖果和其他食品递给孩子的父亲。

海报的右上角写着：“回到家乡来！给你饭吃！信赖日本军！可得救助！”

与此同时，日本还在金陵和沪上举办招待会和媒体活动，以此转移人们对金陵大屠杀的注意，争取给金陵城内的士兵，处理尸体的时间。

1938年2月初，一名日军将领曾邀请他国外交官代表出席日本大使馆在金陵举办的茶话会，这位将领在茶话会上吹嘘说，日本军队以纪律严明闻名于世，在日俄战争和九一八事变期间，军队没有发生过一起违纪事件。

他说，即使日军出于某种原因在金陵城内犯下暴行，那也只能是因为中国人在某些外国公民的煽动下，对日军进行抵抗的结果。

这是在暗指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

但奇怪的是，这位将领的话与其在同一场演讲中的言论相互矛盾，他之前就曾承认，在向金陵挺进的途中，日军曾因找不到任何吃的或可用的东西，而把愤怒发泄到中国人身上。

他国外交团并未被日本媒体的伎俩愚弄，他们对日本在金陵所犯下的罪行，并非一无所知。

这是一场舆论战，日方的确取得了成功，有不少国内人士相信了日军的报道，而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不明真相。

夏远来自未来，对金陵城未来的走向相当清楚，哪怕是把这件事情公之于众，也不能够改变什么。

他只能够保留证据，在日后的战后审判中，以期望让中国人手中掌握更多的关键性证据。

同样的。

在夏远努力搜集证据，打击日军的时候。

安全区里的国际委员会成员们，也没有停止行动。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竭尽所能的对日本密集的宣传攻势进行反击，在大屠杀最初的几天时间里，安全区负责人借助一些外国记者的帮助，拍摄并采访了许多受害者的视频，以及日军屠杀的画面，紧接着就遭到日本的驱逐，所拍摄的东西也被日本人收走。

此后，日本政府开始禁止其他国家的记者进入金陵。

如《芝加哥论坛报》的马克思·科佩宁就曾被挡在金陵城外，不得进入金陵。

当日本人发现他们的行为不再受到世界媒体监督之后，日军更加肆无忌惮的实行暴行。

但是，日本人还是小看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开展宣传活动的能力。

安全区负责人的一大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文字表达方面都接受过出色的训练，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语言善辨的作家和演说家。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中不乏一些传教士，曾在美国和欧洲最好的大学接受教育，成年后将其大部分岁月都献给了布道、撰写文章和基督教的巡回演讲，国际委员会许多教授，还曾出版过自己的著作。

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团体，他们非常善于同媒体合作。

早在金陵沦陷之前，他们就通过金陵的电台广播发表演讲，或在通俗报刊上撰写有关中国的文章。

这些传教士，还有一个让日本人意想不到的目标，他们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地狱’的真正含义，追求‘地狱’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