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烟灰（第4/14页）

正是。就是詹国滨拍得最好。在八个男生当中，就数詹国滨眉清目秀特别端庄。就连他们的领袖鲁火种，大脑袋四方脸在平时是那么凝重威严，在照片里却显得土气老实。詹国滨呢，年轻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明朗朗劲抖抖的，眼眸中含着一滴晶亮的光彩。他的嘴角眉梢都微微上翘，那是春风得意的一种自然表情。

这张照片，是詹国滨十七年人生最精华的提炼。十七年里头再其他什么故事都不会更说明他了。

摄影这个东西是很神秘和怪异的。除了极少数会照相——也就是说有能力反过来控制照相机的人，比如演员或者政治人物等等之外，绝大多数人都会发现，在刚刚拍摄的照片中，那个自己，似乎不是自己。但是过了一些年以后，再拿照片出来看，你会惊奇地发现，那个自己其实还是自己，那是你诚实地回想起往事来了。在往事中，你正是照片上的模样。当年你觉得不像自己，是不愿意承认当时的现实。或者，你还没有能力清醒地认识自己。要么，你对自己的期望值更高。还有，当时的现实对你来说，实在不尽如人意。照片虽然是一种平面的现实，却就地隐藏了立体的现实。而立体现实则是更加真实的一面。在摄影师按动快门的一刹那，闪光灯以撕心裂肺的强光穿透肉体，肉体则在刹那间不得不放弃对灵魂的监守，这是光的神秘威力。许多照片，都是一个人的灵魂完全真实暴露的一刻，不管你自己认为像你还是不像你。所以，詹国滨不喜欢拍照。

除了送别上山下乡同学的那一次合影，詹国滨是自愿的之外，后来的照片都是为情势所迫不得不拍。后来的照片，在洗印出来的当时，詹国滨都觉得拍得不好，不像他自己。只有那位十七岁的少年完全是他自己。这是因为，光也会屈服于真理。天真就是一种灵肉合一的真理。天真的孩童们，任你怎么拍摄都怎么酷肖他自己。詹国滨的十七岁，是他保持天真的最后一刻。

在留城四年之后，詹国滨还是被迫选择了下放。

当鲁火种和詹国滨留城之后，仅仅两个多月，鲁火种就被如愿以偿地分配到了武汉重型机械厂。这是一家中央在汉大型企业，级别高，待遇好，能够进去的人那是相当神气的。詹国滨的分配不仅迟迟不来，来了之后竟然只是星火浆糊厂。一打听，那是街道一级的小工厂，收容了一群军烈家属，大多是婆婆妈妈们，在一起制作星火牌浆糊。詹国滨生气地拒绝了。他对劳动局的人说：“哦，我冒着生命危险把革命造反大旗插上红旗大楼，难道只配到这种婆婆妈妈的小工厂上班吗？”

一晃又是几个月过去，劳动局终于再次安排了詹国滨的工作单位。这次是武汉星火文具厂。詹国滨一看又是“星火”什么厂，火就冒出来了。当时就在劳动局劳动人事科科长的办公室，他怒目喷火，把双手撑在办公桌上，把脸一直顶到科长面前，吼叫道：“哦哦哦！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几年了，我冒着生命危险把革命造反大旗插上红旗大楼，难道只配到这种婆婆妈妈的小工厂上班吗？告诉你，我绝对不去！”

科长只说了一句话。他说：“詹国滨，你把唾沫喷到我脸上了。”

从此，詹国滨就被劳动局遗忘了。每次讨音讯，得到的回答都是同样的：领导正在研究，请你耐心等候。很久以后詹国滨才知道，武汉市星火文具厂其实是一个相当著名的好单位。是整个中南五省唯一一家最有规模最有技术人员和先进设备的企业，他们连钢琴配件都能生产，据说国家正在考虑批准他们生产整架钢琴。到了这个时候，詹国滨后悔就来不及了。其实几年来鲁火种屡次教导和提醒詹国滨，要他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注意谈话的方式和技巧，比如说不想去那些小工厂，千万不要直接说，而要说“我太年轻了需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不要说“你们什么时候再给我消息”，而要说“我什么时候来听消息比较合适？”，最忌讳的是：千万不要以文化大革命的功臣自居，不要开口闭口红旗大楼什么的，因为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又不是你一个在搞，多少人都在抛头颅洒热血坐牢杀头离婚，咱们算什么呢？功劳永远属于党和毛主席，属于集体属于大家，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渺小和幼稚可笑的。

然而，鲁火种对詹国滨的教导和提醒，更多是促进和加固了他自己的爱情。柳燕妮在一旁听得连连点头佩服不已爱情的火花在她眼睛中越烧越旺。詹国滨却完全无法按照鲁火种的话去做。詹国滨一离开鲁火种就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习惯中，他的嘴巴在说出话来之前，怎么也不懂得如何讲究技巧。要他不提到红旗大楼那简直没有可能，不提起红旗大楼谁知道詹国滨是谁呢？他就是在红旗大楼出名的呀。詹国滨就是詹国滨。这个人不可能完全学习另外一个人。人生的某个时期就是这个时期，不可能变成其他时候。因此，当詹国滨被冷落和闲置到他自己都嫌弃自己的时候，他的弟弟詹国邦初中毕业面临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