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狂飙突进（第13/22页）

第三次反“围剿”，红军六战五捷，击溃敌7个师，歼敌17个团，毙伤俘敌3万余，缴枪2万余。

第四次反“围剿”，首创大兵团山地伏击的范例。在黄陂、草台岗两次战斗中，一举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师长李明、陈时骥，击伤师长萧乾，俘虏官兵万余，是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央红军最大规模的伏击战斗。

从1930年11月第一次反“围剿”开始，至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结束，不到三年时间，林彪率领的红四军和红一军团战功卓著，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评价说：“一军团在决战方面作用很大。”林彪的声望迅速上升，达到与彭德怀并驾齐驱的程度。

前面讲过，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战斗，李德指挥红军与敌人正面硬拼，三军团四分之一兵力伤亡，彭德怀当面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把李德气得暴跳如雷。彭德怀说：“我要骂，我知道我回去大不了杀头，我准备好了。”彭德怀非常硬气。

林彪则有另外一种处理方法。广昌战斗前夕，林彪以个人的名义写了《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军委的信》，认为多次战斗都说明“短促突击”使我们成了“守株待兔”，“没有一次收效”。他直指军委在指挥上存在四大缺点：

一、决心迟缓丧失取胜机会，这是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

二、对时间的计算极不精确，使各部队动作不能协同。

三、对任务及执行手段的规定过于琐细，使下级无机动余地。

四、于战术原则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一套老办法到处照搬。

这是一封尖锐泼辣又不失冷静分析的信，直指“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这样明确、大胆而具体地向军委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中并不多见。

林彪以冷静的剖析对李德的批判，其力度不亚于怒火中烧的彭德怀。

56.精谋善战枭将林彪经历过怎样的失败

林彪在早年指挥作战时，吃过两次很大的亏，这位让敌人“闻风丧胆”的著名战将也有过“兵败如山倒”的时候。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这时林彪刚刚担任二十八团的团长，下山初战便首先歼敌一营，突破封锁线，随后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江西大余。

但部队很快便在小胜后露出破绽。

在大余，红四军前委在城内天主教堂召开连以上干部会，确定二十八团担任警戒，军部、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城内及近郊开展群众工作。林彪领受了任务后，带领二十八团进入警戒位置，分片包干，各负责一段。林彪既没有组织营连以上干部看地形，也没有研究出现复杂情况下的协同配合，最为致命的是忽略了这是一个没有党组织、没有群众斗争基础的地方，敌人来的时候，是没有人向红军报信的。

林彪在总结经验的时候说，“一个军事指挥员，对他所住的村子有多大，在什么位置，附近有几个山头，周围有几条道路，敌情怎么样，群众条件怎么样，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部队到齐了没有，哨位在什么地方，发生紧急情况时的处置预案如何……都不过问，都不知道。这样，如果半夜三更发生了情况，敌人来个突然袭击，就没有办法了”。

这一次他一个也没有做到。

所以出事了。

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了大余城。攻势是突然发起的。因为突然，所以猛烈。二十八团在城东的警戒阵地迅速被突破。“到那种时候，即使平时很勇敢的指挥员，也会束手无策，只好‘三十六计，跑为上计’，结果，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林彪就是这样成了“机会主义者”，这无疑是幽默地总结自己惨痛的经验与教训。部队急速后撤，城内一片惊乱。后来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兵败如山倒”。

那是一种失去控制的混乱。时任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的陈毅正在街上向群众分发财物，城北街区已经出现了敌军。他连忙后撤，在城边才追上后退的军部。所谓军部，也只剩下毛泽东和少数机关人员。毛泽东要林彪反击，林彪犹豫不决。部队已经退下来，不好掌握了。毛泽东大声说：“撤下来也要拉回去！”陈毅也说：“主力要坚决顶住敌人！”林彪带身边的少数人冲杀回去，把敌人的攻势挡住一阵，才勉强把撤退的人收拢了起来。

这一仗牺牲了三十一团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用担架抬着行军，在敌军追击、部队仓促奔走的混乱中不幸牺牲。这使得本来就缺干部的红四军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