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探索（第2/6页）

第一站参观完后，西方几个国家的军官提出一个请求，他们说：“你们的参观项目都是事先安排好的，都是安排给我们看的，我们能不能看自己想看的？”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我们离开山东，一到上海，就把原定安排全部取消了，大家自由活动，交流班里的中国军官和几名外国军官结成小组，想看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

我当时负责为一名法国军官和一名德国军官带队，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小组。从锦江饭店走出来，我就对法国军官和德国军官说：“今天时间都在我们手里，你们说我们看什么地方，我们就看什么地方。”法国军官首先建议，他说：“我们今天能不能看看中共‘一大’会址？”他的建议吓了我一跳，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中共党员到了上海都很难想到要看中共“一大”会址。这位法国军官刚到上海参观，就要看中共“一大”会址，我立即答应。

这个法国军官叫路易，在去中共“一大”会址的车上，我问路易：“你怎么想起要看中共‘一大’会址呢？”路易兴奋地说道：“中共‘一大’会址在当时是法租界呀，我们知道当时你们共产党很危险，到处有人在追你们，抓你们，要杀你们，法租界很安全，你们在法租界召开了中共‘一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你们中共现在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不要忘记我们法国人啊。”

他这么一说，我才知道为什么他要看中共“一大”会址。实际上他要看的是他们法国当年对中共“一大”作出的贡献，就是说，是他们法国给我们中共提供了成立的地点。我对路易说：“路易，你到了中共‘一大’会址就知道了，你还得向我们道歉呢。”他感到非常吃惊，为什么要道歉？我说：“你去中共‘一大’会址看看就知道了。”

我们在中共“一大”会址参观，参观到最后，当路易了解了中共“一大”会议的整个过程，他脸上的自豪感就消失了。

中共“一大”是在法租界召开，但并不是说就受到了法租界的保护。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基本上都是青年学生，没有地下斗争经验。会议开到五分之四时，突然有个人闯进来，闯进来后连忙说，走错了，又把门拉上走了。年轻的代表们当时没什么经验，以为真是有人走错了门，大家继续开会。幸好当时参加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是个有着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荷兰共产党人，他当即提出不行，这个地点已经暴露了，立即转移。马林此语一出，代表们刚开始还有所犹豫，但新生的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在当时情况下是具有上级指示意思的，于是大家立即转移，决定把剩下的会议改在嘉兴南湖召开。中共“一大”代表刚转移不久，法国巡捕就冲进来抓人了。

我对路易说：“你好好看看，法国巡捕冲进来抓人，你说我们党成立要感激你们，我说我们新生的共产党差点儿被你们一网打尽了。”他说：“哎哟，还有这个事，我们真应该向你们道歉。”

从中共“一大”会址出来，我问那位德国军官，“现在该你建议去看什么地方了？”没想到这位德国军官提议去的地方，其潜在目的竟和法国军官如出一辙。他说：“我们能不能看看孙中山故居，孙中山是中国革命最早引进德国顾问的，你们中国革命的成功，今天中国建设发展成这样，不要忘记我们德国顾问曾经在这个过程中对你们作出的贡献。”

通过这两件事，两个外国人，两位外国军官——他们后来都分别当了德国和法国的驻华武官——对我们党和我们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充分认可的。但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党没有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如果我们失败了，如果我们垮台了，还会有人认可我们吗？显然，那位法国军官绝不会以中共在法租界成立为荣，那个德国军官也绝不以孙中山最早聘请德国顾问为荣。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布尔什维克党人最后占领冬宫之前，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还不得不躲藏在俄国与芬兰交界的拉兹里夫湖边一个草棚里，离武装起义只剩下不到20天，才从芬兰秘密回到彼得格勒（即圣彼得堡）。

后来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基本上都是扫荡法西斯德军的苏联红军帮助建立的。当苏联的支持——特别是以武装干涉为代表的军事支持——突然消失，厚厚的柏林墙便像一支廉价的雪糕那样融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