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一十四章 新都洛阳（第3/4页）

而事实上，第一批随韩谦北上的人马里，就有两千人马规模的匠师营，囊括目前棠邑所有工造类别的工师、匠师以及一部分从历阳学堂提前结业的学子，都可以随时安排下去……

新都定于洛阳，也是朱裕的遗愿，只可惜之前梁军残破，河洛诸城新陷，他便病入膏肓，还没有机会着手安排诸多事。

至于如何在即便爆发的战事之余安定人心、军心，韩谦也与朱裕身前这最后几日有过讨论。

他并不觉得将从汴京南撤的十数万民众进一步南迁到寿春为质，就真能安定住人心。

河洛与棠邑要全面融合，韩谦这些年在棠邑全面且深入推行的新制，与梁国旧制截然不同，这是谁都无法忽视的事实。

朱裕身前能众人迎立韩谦为新主，理法之事变得不甚重要。

而梁高祖朱温早年就是流民军将领出身，他与麾下将吏初期就极敌视清流士族，当年在白马驿，除大诛前朝宗室子弟，前朝士族也是人头滚滚落地，才会萧衣卿等衣冠士族北逃附胡。

顾骞、陈由桐、荆浩、荆振、陈昆以及韩元齐等人的出身都不高，并没有形成极其顽固的旧有理法观念，这点跟江淮，特别是江东的地方势力有着极大的区别。

废除奴婢贱籍，但允许雇佣役婢，以及废除嫡庶之制，当前也不会直接冲击到大梁将臣现有的利益。

当前河洛风雨飘摇不定，地方势力甚至都不愿子弟入仕，因此对废除恩荫之制以及新的取仕、将官升授之制，也不甚在意。

然而涉及到土地，却是绕不开的问题。

这不仅是河洛地方势力的根本，也是棠邑新制与梁国旧制的根本区别所在。

顾骞、陈由桐、荆浩、荆振、陈昆等一大批人，包括沈鹏、文瑞临、赵慈等承天司的悍吏以及早年编入玄甲都、之后遍布大梁禁军的武官将领，作为嫡系，大多数人都主要是朱裕经营河洛时期追随其左右的。

他们即便有相当多的人在后期，举家迁入汴京，但家族都还扎根在河洛，可以说是河洛地方势力的代表。

他们作为梁国的新贵，出身不高，但受千百年来根植于人心深处的思想影响，求田问舍几成本能；而梁高祖朱温在世，更多时候也都以田宅赏赐有功将吏。

朱裕登基继位后，即便认识到棠邑新制优势，但忙于南征北战，一时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点。

除了顾骞、陈由桐、荆浩、陈昆等家在河洛地区都占有大量的田宅，乃是河洛的土地新贵外，以韩元齐为首的蔡州军将吏，则又与蔡汝及颍陈等州的地方新贵势力纠缠极深。

清丈田亩、摊丁入亩等事反倒好执行。

这两年为筹措军资及赈济灾民的粮谷，朱裕对河洛、颍蔡等地不得不加征极高的田赋丁税，对田亩的清算就极严格，照棠邑的相关新政执行，甚至会使得地方新贵势力所承受的赋税有所减轻。

最大的问题是棠邑的限田令以及军卒配田。

目前棠邑诸州县，旧有的地方势力几乎都被摧毁——洗向杨等叙州大姓早期也在彻底的军事失败后，就被韩谦彻底拆散掉，洗寻樵、冯璋等人都顺理成章的接受了新政；棠邑军中，无论基层武官胥史还是中高级将臣，限田标准与普通军卒一样，按户占田都不得超过三十亩。

照这个标准，梁军之中队率一级的基层武官，可能大多数人都要超了。

早年梁军照首级功授勋赐田，这决定以军功提拔上来的基层武官，仅军功赐田直接成为中小地主，更不要说后期几成本能的兼并，更不要说梁军之中的中高级将吏了。

即便不说从龙拥立之功，韩谦要依托顾骞、荆浩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弟、族人以及各级武官将领守御河洛、抵御胡虏，依托他们推进两军的融合，甚至要让新制在河洛地区扎根下去，就不能直接而粗暴的剥夺他们已有的、并且已经经营一两代人的田宅。

然而，韩谦早年在组织赤山军时，曾宣称要使天下人耕者有其地、居者有其屋，这也是韩谦这些年在叙州、在淮西推动新制的根本，也是棠邑军战斗力的保障。

梁军现有的八万疲弱兵卒，一部分是奴婢以及无地贫民出身、被地方势力推出来以充兵役、徭役的乡兵，一部分是家小从汴京南逃、已失立足之地的原大梁禁军将卒。

可以说梁军现有的八万疲弱将卒，其家小绝大多数在河洛等地都无立足之地。

而连续多年的苦战，以及当前恶劣的形势，叫这些疲弱之卒士气低沉。

韩谦暂时可以不去管河洛境内的中下层贫民，甚至新旧制统一的事情都可以暂时做一些妥协，但要在当前这么复杂及凶险的局面下，将梁军现有的将卒战斗力及士气激扬起来，也必然要在河洛及蔡汝等地，拿出大量的田地分配给梁军将卒家小耕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