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郑国策(中)(第2/2页)

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如果魏韩联合干涉宋国,魏国必然会再次用郑国的土地酬谢韩国,因为此时的魏国已经不是当年文侯时候的魏国了,北失中山,西河有险,赵人翻脸,楚夺榆关,也正是最需要盟友的时候。

郑国君臣想的清楚,之前二十年的经验也确切地告诉他们是否有罪小国是无法申诉的。

本来郑国对于四年前的菏泽会盟充满了期待,希望那一次会盟墨家会继续秉持非攻之志,以新的国际法代替已经崩坏的周礼体系国际法,以泗上的军力维系各国和平。

然而四年前菏泽会盟带给郑国的是绝望,墨家绝口不提各国平等之事,而是大力鼓吹天下定于一是不可逆转的大势、是真正解决战乱之苦的治标治本的手段。

这一次墨家使者来到郑国,让郑国君臣看到了一次转机。

墨家的使者想了想道:“昔年齐攻鲁,鲁侯问政于子墨子退齐之策,子墨子说需得做好三件事。”

“更早些,齐鲁之战,曹刿论战,想必你们也知道战前所问之事?”

郑国君臣自然知道这两件事。

实际上这两件事,说的并不是一回事,但都是根据具体情况所分析的。

曹刿所论,共有三问。

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墨子所论,亦有三问。

吾愿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厚为皮币,卑辞令,亟遍礼四邻诸侯,驱国而以事齐,患可救也。非此,顾无可为者。

曹刿和墨子面对的都是鲁国,也面对的都是齐鲁之战,但两者说的三论的时代背景不同。

曹刿之时,尚未春秋,国野有别,车战为主,两军交战,只要国人肯战,那么未必就不能以少胜多,而且当时齐鲁之间的差距不是太大,长勺之战齐国大败。

墨子之时,春秋已末,再无国野,动辄数万围城。

墨子很清楚不管是上遵鬼神还是下利百姓,那都已经来不及,所以给出的建议就是通过外交手段,利用各国的矛盾,迫使齐国退兵。

最终曹刿打赢了长勺之战,墨子也发动弟子游说各国使得齐国退兵,都取得了想要的结果。

如今郑国的事,也需要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

但墨家使者早有说辞,问道:“子墨子所言,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实则是一回事。”

“天帝生人,故而希望人民安康富足,民为神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故而尊天事鬼表现在治国上,就是爱利百姓。”

“却不知郑国上下,百姓可曾得利?可曾得爱?若得利得爱,则可战。昔年泗上不过有沛邑,百里之地,民得爱利,可破魏楚,况郑五百里之国?”

一番话,郑国君臣都低头不语。

墨家一直在谈利民爱民,那么怎么才算是利民爱民?

郑国不管是公族、七穆、还是驷子阳余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自己的权力,财富?

好在郑公乙道:“寡人非是没有爱民利民之心,只是韩国围困郑地,自三十年前无日不战。欲战,则要有钱粮军赋,民众必然受苦。”

“可若不战,那么又会助长各大国不义之心,使得大并小、强吞弱行于天下,这是让天下更加苦痛的做法啊。寡人怎么可以助长这些不义野心的滋长呢?”

“况且昔年子阳执政,多有变革之心,墨家也多赞赏,然而强敌环伺,如何敢变?”

这话虽然是场面话,却也不是没有道理。

要变法,就必然触动贵族的利益,七穆之争,哪怕驷子阳一党联合公族击败其余六穆,自己吃肉百姓喝汤,那也可以使得民众有效死之心。

然而结局却是驷子阳被杀、郑国内乱,七穆叛逃,去魏韩那边做大夫去了。

针对这样的场面话,墨家使者没有用宣义部一贯的口吻先批判一番,而是说道:“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说辞。”

“既是上遵鬼神下利百姓此时皆来不及,又要保护郑国社稷使得韩宗为私利而开战的野心不能够得逞,这就只能考虑外交之事。所谓厚为皮币,卑辞令,亟遍礼四邻诸侯,便是此意。”

“但是,韩国负黍、阳翟皆近郑都,在外交事成之前,郑国需得做到一点,最起码要有保卫都城的能力,至少要能做到韩军围困都城半年不能攻下的准备,他国方能支援。若不然,数日城破,纵然外交各国,又如何来得及?”

“是故这件事本身,还是郑国内部的事,内部的事不能够解决,外部有再多的支持也不能够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