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最后一战（第2/9页）

问题到此应该结束了，下一步是怎样具体实行的问题了。干这个，共产党人轻车熟路，个个都是行家里手。可行家里手中的巨匠，早已发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名论断的毛泽东，由于本文将陆续写到的种种原因，一度却把希望寄托于那位后来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将军马歇尔，把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变成了“最后一战”。

“八·一五”后的近十个月里，是一个色彩纷繁，变化多端，像个万花筒般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阶段。

曾有那么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很喜欢把大千世界的各色问题，一刀齐地截成红与黑两种颜色。对于黑土地上的这段“万花筒”时期，则以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那天为界。此前违背这个指示精神的，可以忽略不计。此后再不“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即为“错误路线”。

这样分，连毛泽东本人都难站到“正确路线”上了。

这是个需要并将产生领袖的时刻。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在这一历史时期同样是当之无愧的。但领袖毕竟只是领袖，而不是神－－尽管“袖”字最后那一竖，再往下出点头，差不多就变成神了。

错误口号，必然导致失误和混乱。

因一部《兵临城下》，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较早罹难的白刃老人，闯到关东后担任共产党安东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任台长。不久，上级还说要来个国民党的台长，让他有个思想准备。老人说，当时觉得真别扭。两个台长，怎么工作，听谁的？还不成天斗嘴吵架？

有的老人说，大家议论“最后一战”了，和平了，统一了，咱们是不是也要授衔了？一些人就算计自己能弄个什么“校”，什么“尉”。有的挺高兴，觉得弄块牌子扛扛，“土八路”就“洋”起来了。有的说：咱可不能戴那玩艺儿，那不成国民党了？

撤离城市时，有些机关和部队把家具都带着。火车、汽车，一路装上卸下，不辞辛劳。有的为多装家具，竟丢下弹药不管。“最后一战”了即便不刀枪入库，也没有沙发、沙发床和地毯什么的，来得实惠了。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有一段文字：有的同志掌握不住自己，花天酒地，听戏，闹陈设，逛市场，找老婆，下馆子，没。车不走路等，好像有点习以为常的事，有的同志结婚不摆宴席，甚至想用小汽车铺张浪费，在当时战争观念是很淡薄的。(21)

1946年5月24日，黄克诚在给中央的一封电报中，这样写道：整个军队与地方干部除一部先进者外，一般渴望和平厌战，希望在城市享乐腐化，从承德来之干部，几无愿在乡村工作者，都要求到长春、哈尔滨去。军队干部则很多要求休养，做后方工作，做地方工作。

有些机关和部队，进城第一件事是找房子，好“洋楼”。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自来水，抽水马桶，沙发和沙发床。头几天像掉进棉花堆里：这有钱人摆的什么穷阔？过几天习惯了，舒服了，就感慨万端起来：会走路就拿打狗棍，这些年今天伤一个，明天亡一个，哪曾想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呀！这帮人可真他妈的会享福呀！这回也该老子享受享受，在天堂里当当神仙啦！

发财现象也比较多，集体、个人都有。特别是先到的部队。用一些老人的话讲，是“黄（金子）白（银子）黑（烟土）都有”。这些人，有的在退出城市时就匿下了。后来听说要打仗了，溜的就更多了。

有人很不理解：苦大仇深之人，一块儿穿草鞋，嚼树皮，天当房子地当炕，脑袋掖在裤带上干革命，怎么进城几天就变成这副模样了呢？

说这话的，也不乏这样的土八路：什么楼上楼下，简直是他妈的受洋罪！可他妈的熬出来了！

对于为了解决肚子革命而走进这个队伍中的人，这一切都是正常的，从一个极端（也包括那种认为“熬出来了”的人）走到另一个极端，也是极容易的。就人的本性而言，谁也不是为了受苦才来到这个世上的。而且，闯关东路上不是讲得明白，东北是个“花花世界”吗？

据说，当时辽东军区政治部曾有个通知，要求团以上干部每天要喝牛奶，营连干部喝豆浆。下边部队听说了，战士气得哼儿哈儿的：我们在前边拼命，他们在后面喝牛奶呀！

讲这个故事的老人，讲着讲着就“扑哧”一声苦笑了：别说那年月，就是今天的团职干部，又有多少能喝上牛奶的？那时可真有点闯王进京的味道，飘飘然，昏昏然，把什么都看得那么简单，轻而易举。好像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再上每天早晨一杯牛奶，自己就变成“老大哥”了，革命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