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6章 中庸之道（第3/3页）

“象亨利七世统一了英国而起始所谓都铎王朝百年的专制。在这百年之内，英人成了一个民族国家。法国波旁王朝的亨利四世收拾了时局，建设了二百年波旁专制的基础。经过路易十四光明专制之后，法国也成了一个民族国家。俄国亦复如此。经过罗曼诺夫皇朝三百年的专制，然后列宁及托洛茨基始能造成他们的伟业。世人徒知列宁推倒了罗曼诺夫皇朝，却忽略了这朝代给革命家留下了很可贵的产业，即俄国在这三百年内，从一个帝制国家长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因而俄国革命就没能有割据的流弊。”

“专制恐怕并非是建国的必要阶段吧？”杨朔铭想了想，说道，“要说专制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必要阶段，咱们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专制，为什么还没有做到建国的历史使命，还没有造成一个民族国家？中国的旧式专制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职责，我们今后建国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专制？”

“不错，胡适之的意见是，专制不是造就一个民族国家的必经阶段。他以英国为例，说‘英国民族国家的造成，并不全靠君主之力。英国语的新文学的产生与传播，英文翻译的圣经与祈祷书的流行，牛津与剑桥两大学的势力，伦敦的成为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纺织业的长足的发展，中级社会的兴起，这些都是造成英国民族国家的重要因子。’上述各种造就民族国家的因素，并不都是在都铎专制王朝成型的。”段祺瑞说道，“当前有很多人还认为，中国还不是民族国家，但胡适之则认为，中国早就已经是一个广义上的民族国家了。其理由是我们至今是汉人，这就是汉朝四百年造成的民族自觉心的结果。其次是唐朝的三百年的统一，使那些新兴的南方民族至今还自称是唐人，有了汉唐两个长期的统一，我们才养成一个整个中国民族的观念。我们读宋明两朝的遗民的文献，虽然好象都不脱忠于一个朝代的见解，其实朝代与君主都不过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具体的象征。不然，何以蒙古失国后无人编纂元遗民录？何以满清失国后一班遗老只成社会上的笑柄而己？我们所以特别表同情于宋明两代的遗民，这正可以表现中国早已成为一个民族的国家；这种思古的同情并不起于今日新的民族思想兴起的时代，其种子早下在汉唐盛世，在蒙古满洲在蒙古满洲入主中国的时期已有很悲壮的表现了。”

“至哉斯言。”杨朔铭点头赞许道。

“他还撰文称：一般人只知道做共和国民需要较高的知识程度，而不知道专制更需要特别高明的天才与知识。专制是比自由民主更需要技术含量的事情；俄国布党的成功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余年中整个欧洲文明教育训练出来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四万万个阿斗’的国家，再英明的‘诸葛亮’，也搞不好他的专制。”

“再说，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呢？”徐树铮想起了冯基善的通电，说道，“咱们中国，毕竟不是俄国。”

“对。”杨朔铭说道，“苏俄的专制，一是领袖的独裁，二是一党的专政，三是一阶级的专政。想搞专制，在具备高水准的专制人才之外，还须有一个富于麻醉性的热烈问题，可以煽动全国人心，可以抓住全国少年人的热血与忠心，这样才可能出现专制政权。现实的中国，不存在这样富有麻醉性的热烈问题，更没有可以煽动全国人心的口号，所以中国搞不成苏俄式的专制。”

“老师的意思，就是咱们中国，得在独裁和专制之间，走一条‘中庸’的路线了？”徐树铮终于明白了段祺瑞苦口婆心引经据典的说了这一大堆，是什么意思。

“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中国的阿斗固然应该受训练，中国的诸葛亮也应该多受一点训练。而我们看看世界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宪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我们小心翼翼的经过三五十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之后，将来也许可以有发愤实行一种开明专制的机会。”段祺瑞看着杨朔铭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