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7章 大论争（第2/5页）

那位大夫正捻须听着双方辩论，只颔首一笑道：“请便！”便不再理他。庆忌也不客气，就在席上坐了，凝神观二人辩战。

此时孔丘已然反驳，少正卯侃侃又道：“孔大夫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然则，何为义？谁来界定义与不义、大义小义？若遇事不谈利弊，张口仁义，请问这标准如何界定？义与不义的界定之权掌握在何人手中？是万千庶民之口吗？可笑！

你说行之于义，何者为义？你说取之有道，何者为道？你说天下为公，何者为公？此皆虚妄之言，试问升斗小民如何明了？最终还不是为政者说了算？而法，明文载律，有标尺为鉴，那又截然不同。

有法可依，就象墟市中购买东西，既明了它的作用，也知道它的价格，庶民百姓就象买东西知道它的功用和价格，自然可以照之行事。而以德、义作为治政之据，那就是货物只说明功用却没有标明价格，任凭商家漫天叫价，随便定义，看似大公无私，仁爱世人，实则庶民更无保障，你说你之所为‘亦有仁义’就成了。最可怕之处是，墟市上别人这样漫天叫价，你可以不买，然而为政者如此漫天要价，朝令夕改，你还不能不忍受，因为这卖家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

孔丘与少正卿所谈，并非要法治便不讲仁道，要仁道便不讲法治，只是谁为主，谁为辅而已。少正卯这番话令听者频频点头，这些在场的大夫士子们多少都有职务在身，自然明了动辄以“道德仁义”来界定是非，远不如明确律法更易管理和实施。

孔丘昂然道：“天地之明莫大于日月，人道之理莫大于仁礼，君子之道，不仅修身，亦可治国。仁者爱人，礼者秩序，圣贤之道，人道之要，已尽在其中，广施教化，但使人皆君子，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何愁大道不行？而法自上定，法自上行，如无仁德以制之，必成权术，则君成暴君，政成暴政。”

少正卯双眉一挑，立即还以颜色：“孔大夫此言夸大其辞，危言耸听，听来理想，实难施行。依你礼教，难道没有上下尊卑？人存于世，本有是非观念，非是必从周礼方有仁义，三皇五帝，难道不是圣贤？唯你所言，只可依赖圣贤，然则你有何能可教化天下人皆为君子？那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卯以为，即便在利己前提之下制订平衡规则，也比不承认事实现状，寄希望于圣贤降世爱己爱人要强。孔大夫所虑之暴政暴法并非没有，然则这种律法必以损害弱小为前提，而起于霸权威压的不公正律法，也必然随发展而变革纠正，否则并不长久，真正的法，乃平衡各方利益之所在，自能长久，也自当公正。”

他们的学说各讲各理，旁边的士子们听的津津有味，而庆忌是有着今后两千年见识的，自知他们的学说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后世的制度远比他们现在所倡导的健全，也不想从他们的学说中有所学习，他来这里，一为消磨时光，二是存着好奇，倒没往深里思索。

只是在他本心里，还是倾向于少正卯的。在他看来，法制社会才是保障社会的基本条件，后世常言道德伦丧，假货泛滥，坑蒙拐骗，这种事屡出不禁时，也有人大讲是儒学不兴之故。但是在庆忌看来，这种人哪个朝代少过？例朝列代巧饰伪言、鱼肉百姓、坑蒙拐骗、贪污受贿的奸臣贪官比之这些无良商贩哪里逊色一毫？他们哪一个不是习圣人之说，学四书五经，得以入朝为官的儒家弟子们？何以一说忠臣义士，便列为儒家表率，似乎非儒家教化不出此等君子，对那些祸国殃民的奸佞败类，却不谈教化失败？

少正卯那句话问的对，周礼始于周公，周公之前难道没有圣贤君子、没有忠臣义士？仁义道德并非因儒而生，儒只是把已经存在的一种是非观念强调到了极崇高的地位，甚至把它当成治理国家的保障而已。就是那些智商低等的动物，也有族群存在的规则。人类自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走到今天，社会文明不断发展，适宜人类社会存在的是非观念，人群法则自然也会衍生。并非不重儒便道德沦丧，也并非独崇儒便能教化所有人。利之所诱，自然有人行那不义之事，要禁绝这种现象，非法不足以依赖。

尽管此时少正卯所倡导的法治距后世的法制还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但是这种治世思想毕竟向法制社会迈进了一大步，如果他做评委，那是一定会给少正卯高分的。可是如果他做皇帝，那他也是要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就算他骨子里用的不是儒家那一套，因为那更有利于他的统治。这样说来，他做取舍，其实也是因着一个利字，又与仁义何关？只是这利有大利小利，有长远之利与眼前之利，所以执政者纵然依赖于法，为求大利，为求长远之利，也不会行使酷政暴法。特例自然是有，可是宣扬儒术仁政的皇帝中，又何尝没有这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