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篇】 岳飞 堕落的天使(一）（第18/20页）

“铸孝友廉俭。既贵，无屋可居，止寓佛寺。其辨岳飞之冤，亦人所难。然绍兴己未以后，遍历台谏，所论如赵鼎、李光、周葵、范冲、孙近诸人，未免迎望风旨，议者以此少之。”

看清楚，赵鼎也是主和派，只是强硬些，为此而与秦桧不睦，但李光可是一直被认做秦桧亲信的，后也确被秦桧提名参知政事，位列宰相，“光与右仆射秦桧议事不合，于帝前纷争，且言桧之短，殿中侍御史何铸因劾光狂悖失礼”。

而那个孙近，就更说不得了，更被反对议和的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列为“不共戴天”的三该杀！“臣谨按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敌。专务诈诞、欺罔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然……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日，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而何铸连他们都参倒了，难道也是“迎望风旨”吗？显然，何铸应是一个合格的谏官。而在一个合格的谏官眼中，是没有“忠、奸”之分的，不管谁有错，他都照参不误！史载：转自铁血

“御史中丞何铸、殿中侍御史罗汝楫复交疏论之，大略谓：‘飞被旨起兵，则略至龙舒而不进；衔命出使，则欲弃山阳而不守。以飞平日，不应至是，岂非忠衰于君邪！自登枢筦，郁郁不乐，日谋引去。尝对人言：‘此官职，数年前执政除某而谋不愿为者。’妄自尊大，略无忌惮。近尝倡言山阳（楚州）之不可守，军民摇惑。使飞言遂行，则几失山阳，后虽斩飞何益！乞速赐处分，俾就闲祠，以为不忠之戒。”

更为可怕的是，岳飞的种种毫无节制的行为，如果仅仅是引起了最高当局的联想还无所大碍，但若引起属下军官的联想，那岳飞与当局之间，双方就肯定会有一个要上演在劫难逃的悲剧了！

可悲的，恰恰正是岳飞的属下引起了联想！

更可悲的，这个属下恰恰正是岳飞的儿子岳云！

按规定，宰执若被谏官弹劾，是应立即辞职的。正好此前岳飞一直在坚持辞职，故此大本营这次便接受了岳飞的辞职申请，但拒绝其返还鄂州或襄阳，命其住留临安，“仍奉朝请”，也就是逢一、逢五须列朝站班，因为岳飞还保留了少保的荣衔，及“特授”了他原任的武胜、定国军两镇节度使虚职，并充万寿观使。但岳飞就是不愿在临安住，随后告病假，与岳云回到江西九江的家中。这是八月的事。紧跟着九月大本营派军器少监鲍琚到鄂州查对宣抚司帐目，就在这时，岳飞部将王俊向总管王贵告发副总管张宪，说其谋据襄阳为变，证据则是岳云寄给张宪的几封信，内容大约是要张宪等人在前线挑动金人，引发战事，逼大本营让岳飞复职领兵，并言“可与得心腹兵官商议”。转自铁血

这就是岳飞谋反案的源起。

对此，《宋史·张宪传》是这样记载的：

“会秦桧主和，命飞班师，宪亦还。未几，桧与张俊谋杀飞，密诱飞部曲，以能告飞事者，宠以优赏，卒无人应。闻飞尝欲斩王贵，又杖之，诱贵告飞。贵不肯，曰：‘为大将宁免以赏罚用人，苟以为怨，将不胜其怨。’桧、俊不能屈，俊劫贵以私事，贵惧而从。时又有王俊者，善告讦，号‘雕儿’，以奸贪屡为宪所裁。桧使人谕之，俊辄从。”

这里明确说的是秦桧、张俊主使人诬告陷害岳飞。而王俊则是在他们威逼利诱下出来诬告的。可在收缴兵权后，大本营“仍令统制官等各以职次高下轮替入见”，时总管王贵刚刚回来，张宪也刚刚出发，张俊、秦桧根本就没去湖北，而王俊一直是张宪的副手，是等张宪走后才向王贵告发的，哪来的秦、张这些乱七八糟的勾当呢？至于王俊其人品质如何，不得而知，但据《中兴遗史》记载：

“（岳）飞自郾城回军也，在一村寺中，与王贵、张宪、董先、王俊夜坐，移时不语，忽作声曰：‘天下事竟如何？’众皆不敢应，惟张宪徐言曰：‘在相公处置耳！’既退，俊握先及贵手，曰：‘太尉！太尉！闻适来相公之言及张太尉之对否？’，先与贵曰：‘然’。”转自铁血

“太尉”是武将最高荣衔，王贵、张宪、董先等皆无此封，用在这里是一种尊称。而岳飞与张宪两人一叹一答，看似平平，王俊听了为什么这样惊慌失措呢？

他害怕！

怕什么？

“天下事”本应以高宗为首的大本营来处置，怎么能由岳飞来处置呢？这是明显的悖礼言词，涉及的就是“谋反”。而王俊仅为“岳家军”中一个副统制，权力有限，一旦有变，他是一无能为的。当年淮西军叛变，四万人中并非都愿跟着走，但在兵部尚书于淮河边被杀时，数千人虽为之动容，却无一人敢吭气，无非就在周围全是叛军，早就在监视着你了。这就是“裹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