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篇】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 作者钱穆（第16/17页）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我读了两遍，第一遍是按全书顺序读的，第二遍则按所论内容来读，即先读论述政府组织的部分，再读论述选举制度的部分，依次读去，论述清朝的留下来最后读。这样读的好处是对从汉至明的政治制度可以有一个系统和清晰的印象，不象初读那样感觉凌乱，同一问题被分割成了零散的几大块，一个问题尚未完全明白，突然就被另一问题打断了。

钱先生书中谈到历代行政区域的划分，几次提及汉朝。汉朝的地方行政是为后代所称颂的，全境有郡约一百余，每郡辖县十到二十个，比之现在全国十余个行省，每省辖县数十甚至数百为大大合理。汉朝官级较少，县之上是郡，郡之上便是中央，行政区域即小，管理较为直接，相当于没有现今省一级行政级别。说明当时经济生活简单，各个行政区划内基本可以各自为政，互相依赖程度不大，没有一种大规模的区域内运作。这在现今社会显然是行不通的，正如钱先生所言：“……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已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是？”所以两汉的地方行政虽为历代称颂，后代却无法依样画葫芦的照搬。

我之所以提出行政区划这一话题在此饶舌，是因为看了《南方周末》第九百八十二期所载一系列关于上海，乃至整个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文章有感而发。现今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与数千年前何其不同，从世界而言是全球经济，从中国而言是全国经济，一部分学者在积极讨论“大上海”，计划将上海的行政区域扩大，甚至将苏州、无锡等地囊括在内，以打破行政上的种种壁垒，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以上海为龙头，带动整个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发展。试想，如若现今中国一如两汉时期，全国十几行省分为百余郡，那会是怎样一种情形！百余个郡为各自的即得利益所推行的地方保护主义将造成什么样的局面！

推而及之，任何一种好的制度，都要结合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绝不能生搬硬套。譬如时下讨论热烈的关于废除死刑的话题，我很怀疑是否适合现今的中国，在我所能看到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是绝对反对废除死刑的。当然，应该加强死刑审判的监督复查力度。

扯远了，回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来。钱穆先生在政府组织部分特别阐述了中国古代皇权与相权的分立问题，竭力证明“皇帝专制”一说之误，不详谈了，总之在这一问题上小子我不怎么认同钱先生的观点，钱先生仿佛只是在阐述“应该如何”，而忽略了“实际如何”。关于这个问题，同时参看黄仁宇先生《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关于王安石和唐太宗的章节，当会有另一种观感。

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第五讲专论清代，迎头痛批其“部族政权”之下的“法术”和“私心”，言辞是相当激烈的，大约与那一代人革命排满的情绪有关。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第十一章对所谓“部族政权”也有言及，他的结论是，满清部族并未构成阶级统治；满人统治汉人，还是汉人统治满人，“不亦甚难言乎！”

最近常读钱穆先生和吕思勉先生的著作，发觉此二位先生性情恰成对照。钱先生是个性情中人，可以怒发冲冠，投笔从戎，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因而著作中感情色彩比较浓重；吕先生呢，正是个温文尔雅、刚正不阿的书生，从不将主观好恶表现在文章中，永远是那么冷静而富于条理，如果他是一个古代的史官，一定是秉笔直书的董狐，虽手无缚鸡之力，但骨子里那种刚强和坚毅，非常人所及。

读其书思其人，青灯为伴，悠然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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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明迩：关于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九月三日《人民政协报》上有一篇评介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文章，读过之后，我去把这书再读了一遍，看法和原文作者丁先生有些不同，大致如下。

原文两处引用钱穆先生的论述后，都接着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话，好像是用周先生的话来帮助说明钱先生的意见似的。但是，周先生是把中国历史看做吃人肉的历史的，钱先生则主张对中国的历史应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周先生在谈到青年必读书时，是主张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的，钱先生的意见也正和他相反。两位先生的历史观可以说是南辕北辙，水火不相容的。所以，他们的有些话可能表面是相似的，但要用来互相说明互相支持，却是很困难很危险的。丁先生文章这样做了，如果不去看原书，读者有可能会把周先生的看法误认为是钱先生的看法，这就是误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