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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这个当了一年班主任的老家伙第二年就死了，否则他还真的要去找柿子。

这年冬天站我面前的杨大伟，生机勃勃。我们在文化广场下面吃了些东西，他就说，这地方没有情调，去三里屯吧。我当初对三里屯没有什么了解，在上海因为吃河豚中毒过一次，所以想象里三里屯该是个类似海鲜市场之类的。我到图书大厦边上的小路上要打车，杨大伟说不需要了，然后拿出一个大得像鸡腿似的钥匙晃悠几下，说，我的车就停在几十米外。

我跟随他的鸡腿走到民航总局那儿，那本来是停机场巴士的，现在停着一辆白色富康。车能停到这地方，说明车主不是吃饱了撑的。我坐上杨大伟的车，在北京市游荡。

关于杨大伟的职业我一开始很好奇，后来搞明白原来就是个做鸭的，而要鸭的女人都特别有钱，因为要鸭说明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带来的后果就两种，特穷或特富。特穷的当然不可能要鸭。至于普通的劳动妇女，对鸭这个新兴职业显然知之甚少，跟他们提鸭，她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红烧了好吃。

至于杨大伟为什么较一般的鸭有钱这很好解释，因为女同志很想知道，那个叫阳大痿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妓男叫这名字也敢出来混，肯定不简单。

之后几次我去北京，都给杨大伟打个电话，他马上给我安排好客房，因为我对外宣称我是记者还是什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什么的，杨大伟给我安排的房间都在中国作协的宾馆，并且吩咐说，到时打车回去，千万别说是去作家协会，没人认识，这片是卖家具的，你就告诉他到建材大厦。

至于房间的钱我从没有掏过，有次我假惺惺地要掏钱给杨大伟，杨大伟一脸怒气说哥们之间谈钱干什么。杨大伟之所以如此善待我的原因是，在初中的时候，全班只有我没有嘲笑过他。事实是，那时我懒得理他。当我心怀感激地听见他说哥们之间谈钱干什么的时候，心里还是想，谁是你哥们了。

春节以后老枪从河北回来，人给挤得瘦了一圈。之后老枪一提起火车就直冒冷汗，每次坐地铁听见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火车站就恨不得反方向坐莘庄去。每次要坐火车出去，都恨不得提前个把月订票。我们在上海碰头，老枪花了半个小时描述在火车上是怎么度过的，然后终于想起那姑娘，看过手表以后两眼一坠，说，完了，回家了。

过了足足十五个小时，老枪突然在床上大笑。笑完以后告诉我，看来离开学校这监狱已经很久了，都不记得了，现在监狱还放寒假。

在剩下的很多天里老枪急切地想见到那个初二的小妹妹。因为老枪忘记了她的模样。许多人是这样的，先忘记一个人的模样，再忘记一个人的名字，这是对恋人的。对于朋友，顶多发生的是，看着a，脑子里想起b，然后叫，哎呀c君，好久不见。一如在以后的一个时间里，我看着老枪，不知想起谁，叫道，哦，老刘，好久不见。

在实在记不得一个人的模样的时候，很多人只好挂念着这个人的名字。遗憾的是，老枪什么都没有。老枪在暗中给她设计过很多的名字，大多是属于那种委婉动听的，大概是写了琼瑶的东西给刺激的，连婉君都给用上了。老枪现在比较害怕去问那姑娘的名字，怕问出来失望，搞半天姓牛就完了，美好感觉得消失一半。

在学校开学以后的第一个礼拜，我们参加一个文人聚会。聚会在巨鹿路上的一个酒吧里，在场二十人，全体胡扯瞎掰。一厮写过一个叫动物园的长篇小说，对外硬是宣称叫《动物庄园》，在场的作家们显然是没事一直去书店看书名的，都觉得动物庄园这名字耳熟能详，全上去敬酒了。还有一个以前是搞音乐的，立志要成为校园歌手，以后红过老狼。后来没有出路，实在要饿死了，终于去搞文学，第一个散文就是《怀念老狼》，正在吹牛写了一个叫《怀念狼》的。席间还有一个写《短恨歌》的，一个写《死不瞑目》的，一个写《霜冷长江》的，一个写《挪威的树林》的。正数着，突然醒来。放上《神秘园》，那是我们惟一的没有词的盘，然后呼呼大睡。早上我对老枪说，妈的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恶梦。老枪以为是我杀人放火了。

没事，就看见一堆作家，整整一堆。我说。

过几天我和老枪去南京办一些事情，结识一个自由作家。那家伙告诉我南京不一定是中国好作家最多的地方，但是是穷作家最多的地方。这句话在那小子身上就可以验证。此人名字叫一凡，本来在一个公司里干活，一时头脑发热，辞去所有工作成为自由写作者。当然这是经过很大的搏斗的，主要包括和自己精神搏斗和对老婆的肉体搏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