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3/11页）

于树奎在省里的最大靠山，乃是常务副省长卜国杰。

卜国杰在省里工作时间长，从商业厅、外贸厅这样的经济主管单位，到经贸委这种综合部门，先后担任过多个重要部门领导，直至眼下的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如此丰富的工作经历，自然积累了相应深厚的人脉基础。加之，卜国杰生性仗义豪爽，喜欢结交知己、关照亲信，往好处说是乐于交朋友、帮助人，说难听点则是喜爱拉帮结派搞小圈子。对待于树奎这样的地方官员，既然对方主动紧贴上来，卜国杰一律笑脸相迎热情接纳，并不计较对方官职大小，关键时刻也会鼎力扶持。当然，话也说回来，像卜国杰这样的高官，同样也需要诸多于树奎、苗长林之类基层官员，才能构建更为广泛、深厚的政治基础，以巩固和加强自身的地位。尤其在民主政治日益强化的当今，虽说大规模群众运动几近绝迹，可各种各样的教育、整风活动还是不曾间断，及至官员升迁考察、年终总结之类，皆需要通过群众测评检验与认定。此际，哪个领导干部在基层拥有的人脉广泛、厚实，他的得分就高、评价就好，政声官望也就相应高人一筹。说白了，上下级之间这种亲密关系，实质也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双赢。

依托同卜副省长的特殊关系，又有苗长林在省城多年的鼎力帮衬，加上自己天生社会活动家的特质，于树奎很快便同省级机关众多实权部门打得火热，顺势结交了一批颇有实力的官员朋友，甚至与不少人达到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程度。

于树奎在省里交际面广了，人头熟了，海北县在省城的名气就随之扩大，直接效应便是办起事来格外顺风顺水。上自省府办公厅、常务副省长办公室，下至有关部门的厅、处长室，但凡接到事关海北的报告、审查、批复，只要不是十分为难的事情，往往总是一路绿灯畅行无阻，而且效率出奇的高。巨前，在我国现行体制下，虽然推行的是省、市、县三级行政体系，但很多县里报批、审定事宜，最终决定权都在省里，市这一级不过履行某种审核、中转、备案程序。这样一来，海北那边的此类事务，只要能避开阳城者，通常都绕道而行，有些即使一定需要阳城盖个章、行个文，也大多采取先斩后奏，只是走个过场了之。前些年洪大光、丁松主政阳城，一条铁路原本只从海北边界一角穿越，过境总里程不足十公里，而且不设任何停靠站点。于树奎获悉后，当即前往省里活动，要求更改设计线路。果然，经过省发改委、交通厅、铁路办一番疏通，那条铁路竟改为从海北腹地全程穿过，并在海北设立了正规停靠、中转站。直到修改方案定下来了，阳城方面还蒙在鼓里。

因为有了上述这层关系，省里大官小吏也经常光顾海北，于树奎治下似乎成了省里某些部门的后勤供给、疗养度假、休闲娱乐基地。冷不丁，就有省里某个部委办厅局的长字号人物光临海北，乃至像卜国杰这样的省级领导来海北视察亦是常事。海北每年有两大节日：正月初五的团拜会和仲秋时的海洋节。届时，一定会有数十上百省级机关的官员，扎堆云集海北，将一个县级自办节日搞得比省、市同类节日都要气派、热闹。有时，海北在省城搞个屁大点的活动，比如招商洽谈会啦，新品鉴定会啦，同样也是省、厅级领导济济一堂。遇到这样的场合，阳城市里的官员，要么临时知情才赶过去，要么干脆就被撂在一边。为此，不要说廖志国这样的党政首脑，就是市级机关里的那些局长、处长，对海北这种“跨越式”做法，也是颇有微词。

廖志国初任市长那一年多，尚未与“三剑客”结怨，同于树奎关系还属正常。那时，他喜欢经常往下边跑，每个月总要到包括海北在内的几个县（市）走走。遇到省里有领导或部门主要负责人下来，只要得到消息，也都抽空过去专程陪同，有时还请领导到市区来玩玩。等到后来乔维民靠上来，苗长林的竞争态势日益明显，于树奎因此对他有了看法，廖志国就开始疏远海北，冷淡于树奎。碰到省里再有官员来海北，他就装聋作哑能让则让，即使勉强前来陪同，也只是礼节性表示一下，很少一起吃饭、打牌。在于树奎和省里那些人眼里，也根本没把阳城这一级官员当回事儿。正是因为如此，眼下关省长明天停留海北这样的事情，在廖志国这里才会引发联想，已然演绎为于树奎发出的某一种挑战之举。

此外，最令廖志国尴尬、恼火的是，于树奎的上述非常规做法，若是悄悄做了倒也罢，相反，他很乐于高调宣扬，常常通过新闻媒体在内的各种形式大肆进行炒作，其终极意义甚至远远超过了炫耀，而是更加突显出耀武扬威的宣战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