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8/11页)

“这个铺垫工作怎么个做法?做到什么程度?”黄一平问。

“既要出去走一走取取经,也要在本市范围内搞点调研,一边摸底一边吹风。外边成功的样板,包括北京的几个奥运项目、国家歌剧院,省城的经贸大厦,阳江的‘航母城’,都可以看看。市内的预热,可以自下而上、由外而内,先民间后官方。”廖志国几乎不假思索,说明他早有打算。

江大伟和黄一平一边记录,一边郑重点头。

“操作过程中,要把困难和阻力考虑充分一些,尤其要关注容易出问题的那些细节,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稳步推进。记住,这个项目事关重大,千万不可疏忽大意,今天我既是给你们交任务,也算是拜托你们二位了!”廖志国说着,还真抱拳作了个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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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志国召集谈话的第二天,江大伟就和黄一平碰了头,把任务进行细化与分工。

正如黄一平预料的那样,江大伟当着廖市长的面,说了那么多的恭维话,信誓旦旦保证要克服一切困难,圆满完成任务,可是,屁股一转,他就耍起了滑头。

“一平啊,你也知道我这个秘书长平常杂事多一些,不太容易腾得出多少时间。你是廖市长的贴身秘书,对他的意图吃得最透,就多挑点担子做点具体工作。另外,你现在处在这样的位置,利用这个机会锻炼一下,也好给自己积累点资本嘛。你放心,有廖市长的英明领导,有我做你的坚强后盾,相信你一定能够把事情做到位,拿出令廖市长满意的结果。”

江大伟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让黄一平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分工的结果,从拟定调研、宣传方案,到具体考察、吹风、预热的具体实施,所有的实际工作都是由黄一平负责,江大伟的职责则是审核、把关、协调。

对于江大伟的金蝉脱壳之计,黄一平并不感觉多么奇怪。

在秘书行里工作十多年,上自省委省府一级的秘书长,下至农村乡镇、城市街办、工厂企业里的普通文书,黄一平也算是见识过各式各样的秘书同道,有的才高八斗、偏重幕后出谋划策,有的办事圆润、侧重于上下左右的协调周旋,既有知识型、智慧型、计谋型的大才,也有交际型、实干型、老实型的平常之辈。江大伟则属于一种比较特殊的类型——马屁型。而且,像他这样纯然依靠逢迎术,且把马屁拍在领导脸上的秘书,在秘书群体里却也不太多见。令人称奇的是,这样一个在机关里人人耻笑、不屑甚至唾弃的角色,竟然官途无比顺畅,短短十多年间就从普通科员,一路高升到市府秘书长、党组成员,地位仅次于市长、副市长,实际权力则高于那些民主人士、挂职锻炼的副市长。

江大伟出身阳城市区,“文革”结束那年高中毕业,原本是一个街道小厂里的电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各种自学考试风起云涌,江大伟也是那个庞大阵营里的一员。经过数年苦学,其间多数课程都经历过补考,终于获得一纸电大文凭,算是挤进了知识分子的行列。后来,凭借这张文凭和天生见风使舵的个性,他从厂办、街道办文书到区政府办秘书,一路奔到市府。黄一平刚到市府办时,江大伟是市府办副主任,跟随当时的市长洪大光。后来,洪大光升任市委书记,他又死心塌地追随丁松。洪、丁斗得如此不可开交,江大伟竟然两头都不得罪,这在阳城官场也属绝无仅有了。

对于江大伟的马屁术,机关里曾经流传过很多故事——

当年江大伟在街道小厂当电工时,厂长是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革命,一条腿有些跛。那时厂里条件差,不要说汽车,就是像样的人力三轮车、板车也没有几辆。厂长家住南门,工厂在城西,江大伟家则在市东北角,三点正好构成一个三角形。因为厂里效益和条件都很差,大家工资水平低,厂长家负担又很重,老革命就每天坚持步行上下班。江大伟为了讨好厂长,居然每天提前一个多小时,先从阳城东北角的家里骑车赶到城南,守在厂长家附近,等待对方出来时“碰巧”遇上,然后驮着厂长赶往城西的工厂。晚上下班时,自然又“顺路”先把厂长驮回家,而后再折返。因此,在工厂三年间,包括厂长在内的同事们,一直都以为江大伟家就在城南。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江大伟经过几年艰苦努力,已经从工厂调到街办,又好不容易借到城区政府办,临时帮忙参与全省卫生城市创建,做些上传下达跑前忙后的打杂工作。表面上看,这种借用只是临时性质,区政府办也不是什么大机关,可江大伟却看准了这是一次机遇。那时借用的人员很多,时间也仅仅半年左右,江大伟一心考虑如何留下。其时,主管副区长是个从农村调上来的干部,喜欢喝点小酒,且好一口红烧内河小杂鱼佐酒。那时,阳城农村经过多年的农田基本建设,小河小沟大多已经绝迹,寸把长、二指宽的小杂鱼几乎成了出土文物,市场上摊贩出售的大多是池塘里养殖的伪货。可是,那个副区长是个真正的吃家,味觉特别灵敏,是否正宗货色很难蒙混。于是,当其他借用人员把精力集中于本职,忙于卫生城市创建的种种事务,江大伟却另辟蹊径,专注于在阳城广阔的农村寻觅小河小沟,并如愿找到副区长喜爱的正宗小杂鱼。在那个寒冷的冬季里,江大伟无数次奔波于城乡之间的逼仄小道上,一心忙乎副区长的美味杂鱼。最终,卫生城市创建失败,江大伟却成功留在区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