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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天富是位县委书记，陶凡手上提的副县长。向天富同关隐达私交一直不错，便常来看看陶凡。陶凡像是随意说起，心里其实很高兴。现在几乎没什么人来看望他了。

“舒培德同你还有往来吗？”陶凡随意问道。

关隐达说：“谈不上往来，只是他有时去我家里坐坐。”

陶凡说：“他是个聪明人，生意越做越大。可是偏爱往政界钻，我不喜欢。他当了十多年省政协委员了，也不嫌厌烦！”

关隐达说：“做生意的，有顶红帽子，好办些。他当年没您支持，生意只怕做不得这么大。”

陶凡说：“我也没什么具体支持。多半是他自己拉着虎皮当大旗。”

关隐达叹道：“有人讽刺说，中国的经济学，就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因为政治同经济太密切了。您当年只是替舒培德的图远公司题写了招牌，他的生意就兴旺发达了。他能成为西州头号民营企业家，省政协委员，应该说都搭帮您。一块招牌，竟有如此神奇功效，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

陶凡说：“事情的经过你都知道，我当时的用意只是为了推动民营企业发展。”

关隐达说：“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如果是现在，哪位领导替企业题写招牌，中间文章就大了。”

陶凡脸色阴了下，不说话了。他不想说得太实了，没意思。最近西州很热闹的事，陶凡也毫不关心。关隐达好像从来没听陶凡提起过孟维周的名字。陶凡当地委书记那会儿，孟维周才大学毕业，跟着张兆林屁颠屁颠地跑，傻乎乎的什么也不懂。陶凡心里要是装着孟维周，简直有些滑稽。关隐达也从来不同陶凡提孟维周，免得尴尬。

“隐达，我最近有些相信宿命论了。”陶凡突然停了手，没头没脑地说。

关隐达问：“为什么呢？”

陶凡说：“可能是老了吧。我回忆自己经过的很多事情，看似偶然，其实都是必然。我当年用干部时，心里隐约感觉有的人不太对劲，想往上爬就贴着你。但是又想，我是为国家任用干部，又不是为自己培养门生，就放下这些念头。后来果然印证了我当时的感觉。有些人，品质就是不行。”

关隐达插言道：“人上一百，各样各色。”

陶凡接着说：“现在一想，好像干什么事，都有种神秘的预兆。再比如，当年你参加地委办书法比赛，写了首张孝祥的词，《念奴娇·洞庭青草》。我就想小伙子怎么选了这首词呢？这可是贬官的牢骚之作啊！张孝祥是故作旷达，其实满腹苦衷。后来你不怎么顺，在县里调来调去好多年，同古时候的贬官差不多。我就想起这事来了，心想未必冥冥之中有什么主宰着人类？”

关隐达笑道：“我现在不是很好吗？我扎扎实实干自己分内的工作，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也没有别的野心了。说到底，不过是为了谋生。”

陶凡点头说：“淡一点好。但人生就是一张纸，一捅破，就什么意思也没有了。你吃的是国家俸禄，就得好好儿替老百姓办事。什么叫事业？现在这些人，只把头上的官帽子看作事业。”

关隐达没想到陶凡今天会讲这些话。老人家退下来多年了，从来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也许人越老，心里就越落寞，过去很多事情都涌来眼前了。

妈妈喊吃饭了。翁婿俩洗了手，回屋里去。陶凡每餐都喝杯黄酒，关隐达也陪着喝上一杯。陶陶已说过多次了，要请个保姆照顾爸爸妈妈，可老人就是不肯要。陶凡退下来后，只想清净些，就把保姆都辞掉了。

吃过晚饭，稍坐会儿，陶陶就说要回去了。她每次都想多陪老人说说话，可通通得学习，只好早早动身。出了小院，关隐达说：“走大路吧。”

他猜走小路说不定就会碰着下山来拜码头的。尽是熟人，见着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