００９ 东夏国（第3/4页）

六、东夏国破

然东夏与蒙古之间的友好关系只是表面上的亲善，一种政治上暂时的妥协，实际上却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都在拉拢、压迫高丽以孤立或打击对方。面对蒙古的强大，东夏不但没有与高丽联手共抗，反而不断派兵侵扰其边境劫掠，致使两国时常处于小规模的战争状态，消耗了国力，却毫无所得。1223年木华黎经略中原未成，死于山西。1224年东夏与蒙古的关系出现新的转折，1月，东夏致高丽文二道：“其一曰：‘蒙古成吉思，师老绝域，不知所存，讹赤忻贪暴不仁，已绝旧好’；其一曰：‘本国于青州，贵国于定州，各自榷场，依前买卖’” （《高丽史》）。从此，蒙古使者不再经东夏国境而从婆速路出入。双方关系的交恶，东夏由于错误地估计形势应负主要责任，但是蒙古皇太弟斡赤斤（讹赤忻）的贪暴不仁，对东夏肆意索贡，也是原因之一。两国关系破裂，但并未因此而激化。 1227年成吉思汗死，窝阔台即位，经过三峰山之战，金国仅存的主力覆亡，蒙古的对外扩张政策有所改变，开始在东北地区大举用兵，两国关系又开始紧张起来。1233年2月，元太宗“诏诸王，议伐万奴，遂命皇子贵由（即：元定宗）及诸王按赤带，将左翼军讨之”（《元史》）。参加的还有多人，隶属关系如下：

（一）皇子贵由

（1）国王塔思

A、石抹查剌

B、石抹孛迭尔

（2）兀良合台

（二）诸王按赤带（台）

移剌买奴（左翼军）

（三）王荣祖（先“伐高丽”，后“进讨万奴擒之”）

蒙古大军取道高丽，北进东夏境内。1233年9月包围南京，虽然“城坚如立铁” （《元史》），终因寡不敌众，城陷，蒲鲜万奴被擒（一说被杀）。蒙军继续前进，攻占“开元（黑龙江省牡丹江东部）、恤品（绥芬河流域中下游），东土悉平”（《元史》）。东夏国亡，立国一十九年。

注：这就是云顶天宫壁画上所描绘的最后一战，当时对于东夏这样的小国，承载的是整个民族最后的尊严，必然是全国死战，可以想象当时如日中天的蒙古人和死战不留的女真人会有多么惨烈的交锋，这段血腥的记忆必然深深地留在了幸存的女真人的心里。

七、政权仍存

过去都认为东夏随万奴的被擒而灭亡，但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发现刻有“大同”年款的官印以来，对东夏国的存亡又有新说。据王国维的考证：“《高丽史》多记东真即大真与高丽交涉事，自太宗癸巳（1233）以后，至世祖至元之末（1294），凡二十见。意万奴既擒之后，蒙古仍用之，以镇抚其地，其子孙承袭如藩国然，故尚有东真之称”（《黑鞑事略笺证》）。另外在《高丽史》和《元史》1233年后多年的记载中仍使用“贵国”、“东夏万奴国”的称谓。1234年2月，“蒙古留百余骑于东真，余皆引还”（《高丽史》）。1235年设开元、南京二万户府，后者总管可能即东夏国王兼任。东夏的旧属继续维持管理着该地区的政务，而使用的年号就是“大同”，于当地出土了多颗不同年份的大同年号官印，足以证明。作为藩国的东夏，自此对蒙古一直归顺服从，并协助蒙军镇压高丽的反叛。

注：汪藏海生活在明末，显然这个政权在逐步萎缩的过程中并没有消失，而是从国逐渐消减成城邦，又从城邦消减成部落。

1235年蒙古三伐高丽，东夏军即作为前导，攻下了龙津镇、镇溟城等地（《高丽史》）1236年蒙军再入高丽，曾派援兵百余骑，侵入高丽东北境，自耀德、静边趋永兴仓（《高丽史》）。到了蒙哥统治时期，蒙古再度大规模用兵高丽，东夏又成为蒙军进兵的通路。

据《高丽史》记载，自1249年至1259年，每年都有东夏的兵马入境侵扰。1257年，入登州的一次多至三千余骑，1258年还出舟师围攻高城县的松岛。直至蒙古出面干预，才停止。元世祖即位后，开始逐步加强对东夏的控制。至元三年（1266）二月，曾设立过东京、开元、恤品、合懒、婆速等路宣抚司。至元二十年（1283）五月，又增设海西辽东提刑按察司。恤品、合懒两路是东夏的领地，海西当谓包括东夏在内，可见已一律与国内地区统治管辖。至1287年后，似不再有“东真”、“东夏”之名，想东夏藩国当撤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