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风云渡海（第16/17页）

“李先生若是肯说得明白痛快，张某人又有什么不可以去的？”家父一股三昧真气涌上脊柱，贾勇说道：“我苟延了几年性命，却仍是个混天糊涂—渡海南来之时，我究竟担上了什么关系？又犯着了何等？就请李先生赐告罢！”

“那么我得先请问老弟：方才怎么会提起那位年轻的‘帮朋’来的？”

家父迟疑了片刻，情知这哑谜不该再打下去，遂扬声应道：“如果我没看走眼，此人是不明不白给杀害了。”

李绶武似乎并不觉得意外。他摩挲着脸上的麻子坑，终于点了一下头，轻声道：“你是没有看走眼。”

“我还看见了下手的人—”

“这倒不然了。”李绶武抢忙接道，你只看见了刀斧手，却没看见真凶。”

“这么说李先生当时也在场了？”

李绶武对这一问始终未置然否，但见他抻臂朝天一指，道：“老弟且看这夜色阒暗如墨，几无半点明光；可是久在沉黑之中，景物仍依稀可辨。岂有他哉？不外是这一双眼睛适应了、习惯了。你诚若有心辨识这幽冥晦暗之地的事物，一旦适应了、习惯了，怕不反而伤了眼力，便再也承受不了光天化日里的景致了呢！”

“李先生不必再试我的胆子了—”家父道，“渡海之时司令官究竟查着了什么不该查的东西？”

几乎就在家父问话的同时，李绶武迸出了一个令他无从想像也难以骤信的答案：“金子。”为了怕家父没听清楚，他又重复了一句，“二十万两黄澄澄的金子。”

简而言之，当初毛庆祥接获“老头子”手谕密令开库南运的那批黄金并未连同中央银行所贮存的一批金银移赴厦门、台湾，反而在老漕帮的协助之下趁水路出上海港北水道，由川腰港外海道北上到了青岛。这是万砚方亲手策划的一步棋—在他看来，“老头子”之所以会透过毛庆祥来执行这项任务，意味着这笔黄金非国库所有，而是私财。既属家产，而须以如此十万火急的手段处分，则可以想见时局崩毁的程度和速度了。然而是时上海以南远抵闽、粤乃至香港、马尼拉的船运全掌握在一个叫项迪豪的航业巨子手中。此人曾在戴笠组织的“人民动员委员会”中列名第三，仅次于万砚方和洪达展之下。待“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成立，也出席了在丽都花园举行的筹备大会。然而项迪豪本人热衷武术，精擅技击，除了商场上必要的应酬之外，多在自宅所设的拳击馆中钻研磨熬，向无公开活动。不过，既是“新社会”一分子，便须归保密局监控，换言之，项迪豪所经营的事业亦必须经由种种公文往返的程序向“保”字号儿的特务报备核管。

照说由“保”字号儿发个函，知会项迪豪手下的航运公司拨一艘船将黄金运出也就完差了事了。可是万砚方一旦插手，却有了不一样的想法。首先，他研判这批黄金不由毛人凤、唐纵或郑介民经手，亦未随前一批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公开委交俞鸿钧和“太子爷”押运，则显示“老头子”有意私下处分，且知情的人越少越好。其次，在是否和项迪豪打交道这一点上，万砚方有极为强烈的坚持。原因究竟如何，万砚方并未明说，他只告诉毛庆祥和李绶武：“项某人身上背了一宗十分奸险的疑案，此案不查个水落石出，这人便信不得。”

如此一来，二十万两黄金即便起出，却不能顺行南下，直入闽、台海域—原因无他：在这个区域中往来活动的海船皆属项氏集团所有，船上皆装置着新式雷达，一旦经其侦知，必定会通报沿海各埠的水陆交通稽查处乃至各地交通警察局，如此则辗转又为“保”字号儿里其他山头派系所掌握，虽说最后还可由“老头子”亲自出面收拾，毛庆祥本人却直似砸了差使。

然而万砚方给定的策却单纯得多：由老漕帮方面准备四艘船体坚固且加装了燃油动力机具的河船，于某日某时、准点准刻在黄泥塘待命。一旦黄金起出，即分装于四船之上，出河入海、折北而行，沿途不贴岸、不靠港、径赴青岛。

之所以选择青岛，万砚方并未明说缘故，然而毛庆祥却不得不深自慑服。因为青岛当地原本有那么一个由日本人创设的鱼市场公司，叫“青岛水产统制组合”，非但垄断当地的水产捕捞和贩售，甚至还自占一方码头。抗战胜利之后国府派员将之接收，便归属“三有公司”旗下，成立了官商合办的鱼市场。毛庆祥一听万砚方点出青岛，立刻想起这“三有公司”接收的物业来，不觉拍案叫绝—因为那鱼市场自有的码头与军事码头恰恰相邻，连仓库都只一墙之隔。

这个暗度陈仓的计划只须打通一个关节，便告成功，那就是如何将数量和价值如此庞大的一笔黄金混充军需物资、挟带上舰，而能于装卸之际避过军部查验人员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