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封蜡

在我大约十五岁的时候，曾非常热衷于“案头摆件”。我的父亲在这上面倾注了一生的精力，我只是在效仿他。在那个年纪，各种不良念头都向青少年伸出魔爪，就像有着无数小钩子的苍耳粘在头发上似的。一个十五岁的女孩会经历很多风险。我拥有的极大的自由让我面临更多的危险，而我觉得危险是无边际的。我没有意识到的是，茜多凭着她的母性本能，心灵感应般地迅速识别了危险，而她对任何形式的暗中监视都嗤之以鼻。

在我刚满十五岁的时候，茜多向我证实了她神奇的感应能力。她猜到一个看起来本分的男人觊觎我尖尖的小脸、拍打着小腿的辫子和匀称的身材。茜多去度假时，把我交托给了这个男人的家人。一天她收到一条警示，那警示说得就像启示那样清楚而又令人震惊。于是她立即戴上小帽子，把帽绳在下巴上打了个结，登上哐当作响的颠簸的火车，是在那全新的线路上跑着的老旧火车。茜多在花园里找到了我，我正和其他两个小女孩玩耍。那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双肘靠在圣母院的窗台上，像冥想的恶魔一样注视着我们。

这样一幅平静的家庭生活的景象没能骗过茜多的眼睛。而且，她注意到我比在家时更漂亮。无论是十五岁还是三十岁，在男人灼热的欲望里，女孩子如绽放的花朵。毫无疑问，茜多斥责了我，并且把我带走了。而这个受人尊敬的男人根本不敢问她为什么来，或是我们为什么走。在火车上，她在我眼前睡着了，像一个打了胜仗的人一样疲惫不堪。我记得我们错过了午餐时间，我抱怨着饿了。她没有感到羞愧，只是耸耸肩，看着她的手表，向我保证之后会做我最喜欢的美食——麦麸面包、奶油芝士和紫洋葱。她一点儿也不关心我挨饿，她已经挽救了我最宝贵的东西。

我没有做错什么，也没有被这个男人教唆，我只是愚钝。但是，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来说，愚钝的后果要比平常的那种兴奋的傻笑、脸红、拙劣的调情严重得多。只有寥寥无几的男人能让女孩变得愚钝起来，但当她们开始醒悟就会感到迷失。茜多手术式的干预消除了我内心所有的困惑，我从青春期又返回到了幼稚期——对青春期的自我的羞愧和陶醉让人遁入幼稚里狂欢。

我的父亲是一个天生的作家，但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作品。在创作的时候，他把写作的欲望释放到了整理工具中，他摆出作家所需要的和不那么需要的一切东西。因为他，我自己也无法抵挡这种狂热。由于我欣赏和垂涎过一个作家工作台上的完美工具，今天我对桌上的工具仍然十分挑剔。从青春期开始，我就从父亲的工作台上偷一些东西，先是一小块儿闻起来像雪茄盒的红木三角板，然后是一把白色的金属尺子。责骂自不必说了，他炯炯有神的灰色小眼睛怒视着我，充满凶狠的敌意，我再也不敢冒险了。我只能忍着饥渴四处游荡，在这些珍贵的文具周围徘徊，脑子里满是坏念头：一叠没用过的吸墨纸，一把乌木的尺子，一支、两支、四支、六支削尖了的各种颜色的铅笔，笔尖精致且不粗不细和笔尖非常宽的钢笔，还有和黑鸟的羽毛一样薄的画笔，红色、绿色、紫色的密封蜡，一个手动吸墨器，一瓶液体胶水，更不用说那透明的琥珀“封口胶”，一件骑兵披风残余的一小部分，小到只有扇形边的笔刷那么大。一个大墨水瓶和旁边的小墨水瓶，都是青铜色的。一个盛满金色粉末的漆碗，是用来烘干湿页的，另有一个装有各种颜色薄饼(我以前吃的是白色的)的碗。桌子的左右两边有大量的纸，奶油色的，带着水印，码得整整齐齐的。当然，还有那台小小的冲印机，夹住白纸，上下轻轻一合，就在上面印上了一个凸起的名字：J.J.柯莱特。还有一杯洗画刷用的水，一盒水彩颜料，一本地址簿，一瓶瓶红色、黑色、紫色的墨水，红木三角板，一个袋装数学仪器，烟草罐，一个烟斗，一盏熔化密封蜡的灯。

像一个想要扩充领地的主人，父亲努力让他那张巨大的桌子上容下那些外来的东西。有一阵，那儿出现了一台能一下子切开一百张纸的机器，还有几个装着白色果冻状液体的模架，你把一张白纸朝下贴在上面，然后就能取出模糊的、黏黏的、白兮兮的复制品，和原件正好完全颠倒。但父亲很快就厌倦了这些玩意儿，那张巨大的桌子又归于宁静。它恢复了它的古典风格，仿佛从未被那代表着灵感的杂乱的书页、烟头和被揉成纸球的“草图”所打扰。哦，天啊，我忘记了，那些切纸机，三四个黄杨木的，一个人造银的，还有最后一个黄色象牙的，都彻底散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