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冠花的红，柳树的绿

一

我从小就推崇在电视里看的“佩瑞·梅森”系列剧，梦想着成为一名律师，而且觉得要有恋人，却不需要丈夫这种麻烦的东西。

然而现实是我成了光学机器公司的事务员，年仅二十七岁，却结了两次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总之，我的人生稍稍有些麻烦。

我清楚地记得电视里佩瑞·梅森系列剧的背景音乐，嗒铛、嗒嗒、嗒铛、嗒嗒。一听到这音乐，身为小学生的我就心潮澎湃，揣测着身材健硕、沉稳又逻辑性强的佩瑞的计谋，早早地心花怒放。

“然后呢，今天出什么事了？”

弟弟一只胳膊拄在窗框上，很愉快地问。

“事先声明，都三点了。”

弟弟那让人感觉绝对梳不通的头发不是褐色，几乎是黄色的，苔藓绿的羽绒服旧得如同流浪汉的衣服，明明脸庞那么俊俏。

“我知道。”

我说着从弟弟的大衣兜摸出啤酒和芝士鳕鱼。电车缓缓开动了。

“但不是挺好吗，正好有这班电车。”

“哪儿正好了？”

弟弟笑了，从另一侧兜里取出自己的啤酒，起身脱了大衣。

是弟弟说的，布鲁克林美术馆的德加画作来宇都宫的美术馆展出了。他眼里闪着亮光说绝对要去，所以我们现在坐在新干线上。

我们约好正午在东京站见。弟弟在鞋店做店员，为配合他的休息日，我请了带薪假。然而我的人生混乱至极，没办法从家里出来，结果迟到了两小时四十分钟。

“亚纪跑来了。”

我说着喝了口啤酒，打开椅子扶手上的小桌放下啤酒罐。我的老公迷惑女人，也迷惑男人，总之怎么说呢，是某种博爱主义者。

“是你把阿郎介绍给我的，所以你也有责任。”

新干线车厢内的暖气开得十足，太热了，好在座位在最前面。我脱了鞋把双脚撑在前面的车厢上。

“什么责任？”弟弟很诧异地问。

“我人生的混乱啊。”我回答说，他眼球滴溜溜地转。

“我可不管，千奈美你不是自己和阿郎跑了吗？而且，”说着弟弟笑了，“大家的人生都很混乱，无论何时都是。”

我思考着这句话，咬着一根芝士鳕鱼。窗外眼看就要下雨了，阴沉的天空似乎很冷。

“是啊，你这么一说是挺有说服力的。”

弟弟从三岁开始学小提琴，恐怕俊俏的面庞和早熟的言行也帮了忙，他曾经被誉为天才、神童，很是轰动。他和周围的人都深信等他长大了会当小提琴家。我想如此一来我们姐弟俩便是律师和小提琴家的组合。弟弟十五岁留学德国，二十岁回国时不仅放弃了小提琴，还成了同性恋。

在宇都宫站一下车，风如冰冻般寒冷，我缩起脖子。三月了，却还像隆冬。

“这城市感觉好冷清啊。”我恨恨地看着他，好像这一切都赖弟弟。

没时间了，我们从车站前坐上出租车，好容易赶在闭馆前进了美术馆。气派十足的美术馆掩映在山上的杂树林中，显得别有情致，却根本没人。

“真浪费啊。我要是住在附近的话每天都会来。”弟弟说。

我走在弟弟后面，后悔穿了跟这么高的鞋子。

“千奈美，你太吵了。”

弟弟回头说了一句。美术馆地面的构造太传音。

“等等我，你慢点走，一着急声音就格外大。”

很有趣的展览，集结了分别代表法国和美国的印象派画作。除了德加，还有莫奈和玛丽·卡萨特，也有库尔贝和西斯莱。

但是弟弟站在德加的画前面不动了。脚尖张开九十度，脚跟相接，如军人一般挺立着，一直只看着一幅画。

“我在大厅等你。”

大致看完后，我觉得无聊了，跟弟弟说。门口的美术馆商店，不知为何除了明信片和海报，还卖景泰蓝胸针和手染的丝巾。我匪夷所思地望着这些东西，忽然觉得心里很孤单。很孤单，很不安。

好想见阿郎，我想。如弟弟所说，我是自己和阿郎“跑的”。阿郎和我的气场完全一致。我的二十七年，阿郎的四十年，我们在不同地方不同时间勉强活着形成的气场。

弟弟常常出入一个奇妙的沙龙，有一天我跟他去那儿，结果遇到了阿郎。

不敢相信那仅仅是一年前的事。当时我已经和别的男人结了婚，阿郎也有以亚纪为首的若干女友。先不说阿郎，对我而言结婚和恋爱应该是重大且神圣的。至少到一年前为止是这样。

某日我去那里，因为弟弟说他只在那儿偶尔拉小提琴。

“不过没什么大不了的。”弟弟说。

他说：“那是个令人愉悦的地方，心情一舒畅就想要点音乐，感觉大家都这么想。很自然地，与其说是我拉的，更像是音乐自己要出来，虽然这说法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