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12月11日

我这周醒来时都会听到米尔班克让囚犯做工的钟声。我想象她们起身，把羊毛织袜和麻毛裙放在一边，端着餐刀和木盘站在囚室门口，捧着水杯取暖，再重拾织物，手渐渐变得冰凉。我想塞利娜应该已回到她们中间了，我感到笼罩着她囚室的黑暗消散了一些。但是我知道她还是很痛苦，我也没有去探望过她。

一开始，我只是觉得害怕、羞耻，不敢去见她。现在是母亲的关系。随着我身体的恢复，她又开始数落我。医生诊断后的第二天，她坐到我床边，看见瓦伊格斯又端了个盘子来，她摇着头说：“要是你结婚了，就不会像这样生病了。”昨天我洗澡时，她站在一旁监督，不让我换正装。她要求我必须穿睡衣，并且不能出房门。专为探监做的便于行走的套装自那次晚宴以后就忘在了柜子里，瓦伊格斯取出来，大概是打算拿去清洗。我看到沾在衣服上的石灰，布鲁尔小姐踉跄跌倒在墙角的画面浮现眼前。母亲扫了我一眼，向瓦伊格斯点点头，让她拿去洗，然后放到别的地方去。我让她等一等，说我还要穿这套衣服去米尔班克。母亲问，上次那事发生后，我不会还想去那里继续探访活动吧？

她压低音量，对瓦伊格斯说：“你把裙子拿走吧。”瓦伊格斯看了我一眼，走了。我听见她迅速下楼。

于是又是一场不愉快的争执。“你不可以再去探监了，”母亲说，“你看你自从去了那里，病得多重。”我说要是我坚持要去，她也无法阻拦。她说，“你应该清楚分寸，那里不可以再去了。你也应该尊重你母亲的意愿！”

我说，我的探访没有不成体统的地方，也没有对不起她的地方，她怎么能下此结论？她说，晚宴上，当着丹斯先生、帕尔默小姐的面让她难堪，怎么算对得起她了？她早就有预感，阿什医生的话更是印证了她的猜测：米尔班克只会让我旧病复发。我本是要好转的，结果被探监弄垮了。我之前太过自由，这样的脾气，本不该有那么多人身自由。我也太容易受影响，牢房里那些粗野的囚犯，让我把待人接物的礼仪忘得精光。太多的时间无所事事，让我想入非非，云云。

“希利托先生，”她最后说，“来信询问你的情况。”原来我上次探访后他寄过一封信。母亲说她会回信，说我病得太重，没法继续探监了。

我抗议，但身子发虚。我总算知道和她一起生活是什么滋味了，只觉怒气直冲心头。我心想：见鬼去吧，你这个贱人！这句话在脑袋里清晰地滋滋作响，有那么一瞬，我觉得我似乎说了出来。这句话那么直白，我打了个哆嗦，以为母亲肯定会听到。但她只是走到房门口，没再回头。我看见她的步子那么坚决，我的心意也定了。我拿来手帕，擦了擦嘴。我让她不要回信，说自己会亲自回复给希利托先生。

我说，她说得没错。我不会再去米尔班克了。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她可能以为我心怀愧疚，折返回来，摸着我的脸说：“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

她的戒指冰冷地划过我的脸颊。我想起当时他们把我从吗啡中救活时，她来看我的样子。她一身黑，披头散发，抵着我胸口，最后，泪水浸透了我的睡衣。

她把纸笔递给我，站在床脚看我写。

我写：

塞利娜·道斯

见我的笔一直在动，她便离开了。她一走，我就把纸投进壁炉。

我叫来瓦伊格斯，说整件事是个误会，我请她现在就把裙子擦洗干净。等母亲一走，就把裙子给我。此事无须告知普赖尔太太，也无须告知埃利斯。

我又问，她有信准备寄送吗？她点点头，说有一封要送，我让她现在就去寄，要是有人问起，就说是替我寄的。她低头行了个屈膝礼。以上都是昨天的事。后来母亲来了，又摸摸我的脸。我闭眼假装熟睡。

切恩道上传来马车经过的声音。华莱士太太来了，与母亲一起去听音乐会。我想母亲出门前会来一趟，把药给我。

我已去过米尔班克，见到塞利娜。现在，一切都不同了。

当然，他们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了。看门人好像一直在等我，似乎知道我要来找他。当我到女囚区时，门口的看守也在等我，她立刻把我带到哈克斯比小姐的办公室。希利托先生、里德利小姐都在那里。仿佛时光倒转回我来这里的第一天——但现在，我仿佛是活在另一段人生里，尽管下午时还不是那样。即便如此，我还是感到了这次和当时的区别，哈克斯比小姐没有笑，希利托先生神色凝重。

希利托先生说他很高兴再次看到我。他迟迟没收到回应，开始担心上周的意外是否把我吓得再也不敢来了。我说我只是身体抱恙，粗心的仆人没有及时把信给我。我说话时，哈克斯比小姐端详着我暗沉的双颊与黑眼圈。可能是鸦片酊的缘故，我瞳孔的颜色变得很深。但我想，要是不服药，我只会更糟。今天以前的整一个礼拜，我没有踏出卧室半步，药也确实给了我一些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