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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窗外的那棵树已枝繁叶茂了，我迷惑地看着它。记得我入睡时它才不过刚刚抽枝发芽，这变化真是太奇异了。眼下，窗帘已被拉开，可我清楚记得生日那天早上，我向窗外探身远眺的时候，窗帘还是紧紧拉着的。现在，我的头不痛了，肌肉僵硬酸痛的感觉也消失了。我想我一定是睡了很长时间，可能有一天，或许一天多。的确，人生病的时候是无法估算时间的。

我的眼前有好多次出现过那个长胡子的老医生吉伯特的脸，还有另外一个陌生人。记得房间里一直很暗，现在却是亮堂堂的。我觉得脸上有些毛乎乎的——肯定急需一把刮胡刀。我用手摸了摸下巴，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竟然也长了胡子。我盯着自己的手，它显得很陌生，白晰修长，指甲也又长又齐，不像平时因为骑马常折得参差不齐。我转过头，看见瑞秋正坐在离床不远的椅子上——是她闺房里的椅子。她并未注意到我在看她，因为她正在专心忙一件刺绣品，身上穿着一件我从未见过的长裙，如她其他的裙子一样，是深色的，但袖子很短，露出小臂，料子也很薄，看上去十分凉爽。房间里有这么热吗？窗户大开着，壁炉里没有一丝火星。

我又伸手摸下巴上的小胡子，多么奇妙的感觉！一时间，我不由得大笑起来，听到我的笑声，瑞秋抬起头望着我。

“菲利普，”她叫了一声，脸上绽开了笑容。接着突然过来跪在我身边，用双臂把我搂在怀里。

“我长胡子了。”我说道。

我说完，觉得很滑稽又忍不住笑起来，结果一笑又使劲咳嗽，她马上端来一只杯子，举到我唇边让我把里面味道很苦的东西喝掉。之后，她又扶我躺在枕头上。

这举动唤起了我的记忆，的确，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有一只手，拿着杯子让我喝什么，这情景亦真亦幻，像是在梦中。我还一直以为是玛丽・帕斯科的手，总是把它推开。我躺着，目不转睛地看着瑞秋，向她伸出手，她把我的手紧紧抓住。我的拇指摩挲着她手背上常鼓起的淡蓝色血管，转动着她的戒指。有好一阵，我们就这样默默地一言不发。

良久，我问她：“你把她送走了吗？”

“送谁走？”她问。

“玛丽・帕斯科呀。”我答道。

只听她倒吸一口气，抬眼一看，她脸上的笑容已隐去，一丝阴影掠过眼眸。

“她离开这里已有五个星期了，”她说，“别再想这事了。你渴吗？我给你用新鲜酸橙做了一种冷饮，鲜橙是特地从伦敦买来的。”我喝了一口，在喝完那苦涩的药之后喝这个，觉得味道确实不错。

“我想我一定是大病了一场。”我对她说。

“你差点死掉。”她回答道。

她动了一下身子，好像要离开，可我不让。

“给我讲讲我生病时候的事，”我对她说。我对那些沉睡多年的人充满了极大的好奇，比如像里普・万・温克，一觉醒来发现世界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如果你忍心让我再度体验这么多周以来的焦虑和不安的话，我就讲给你听，否则就别问了。你病得很重，知道这点就行了。”

“可我到底怎么了？”

“我实在有点看不起你们英国医生，”她说，“在我们国家，我们把这种病叫脑膜炎，可在这儿，没有人懂。你今天能活着，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奇迹了。”

“是什么救了我？”

她笑笑，把我的手抓得更紧了。

“我想是你强壮的体魄救了你，还有就是我吩咐他们做的几件事，比如穿刺你的脊柱取骨髓，再有就是将一种草药制成的浆液输入你的血液。他们说那是毒药，而你却活了下来。”

我想起了她给冬天生病的佃户们制作的药剂，当时我还使劲笑话她，说她像接生婆，像药罐子。

“你是怎么懂这些的？”我问她。

“从我母亲那里学来的，”她说，“我们佛罗伦萨的人都很老练，很聪明。”

这话又牵动了我的某个记忆，但想不起来究竟是什么。用脑还很费劲。我这样躺在床上，握着她的手，心里感到无比惬意。

“窗外的树怎么都叶满枝头了？”我问。

“也该是这样了，都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了。”她说。

这几个星期，我躺在床上，对什么都一无所知，着实是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已记不大清上床前的情形了，瑞秋不知何故对我很生气，也不知为什么就把玛丽・帕斯科请到了家里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生日的前一天我们结婚了，虽然没有什么教堂、仪式之类的印象，但我相信教父和露易丝是证婚人，还有那个叫艾丽斯・泰布的教堂清洁工也在一旁。我记得自己幸福无比，又突然莫名其妙一下子绝望透顶。然后就病了。没关系，一切都又好了，我没死，现在已是五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