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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和十二月一晃就过去了，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以往，当白昼慢慢变短，气候逐渐变冷时，户外活动会变少。四点半，天色已暗，我感到室内漫长的夜晚非常乏味。我不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也不善交往，不喜欢同邻居一道去狩猎，或和他们一起出去吃饭。过去，总盼着年末，圣诞节一过，随着一年中最短的白天过去，就可以期盼春天的到来了。在西部，春季通常早早就来临，甚至在元旦前，第一批草木就发芽了。然而今年的秋季却没有单调乏味的感觉，树叶落了，棵棵树都光秃秃的，褐色的巴通大地被雨水浸得透湿。寒风掠过海面，蒙上了一层灰色，而这一切并未使我触目伤怀。

我和表姐瑞秋已形成一种惯例，很少有改变，而这种惯例似乎也很适合我们。如果天气好，她会一上午指点塔姆林和园丁们栽种，或者检查我们已决定建造的台阶路的进展情况，这项工作除了林里的工人外，还需雇佣额外的人。而我则忙于庄园的日常事务，骑马往返于各个农场，或者去看有我地产的外围地区。我们十二点半聚在一起吃顿简餐，通常是凉食、火腿、馅饼或是蛋糕之类。那正是仆人们吃饭的时间，我们就自己动手，这个时候往往是我一天里第一次见她，因为她通常在自己的房里吃早饭。

当我外出在庄园四周游荡，或待在办公室里，只要听到钟楼上午钟敲响，随即铿锵的收工钟声也敲响的时候，心底就油然而生出一种兴奋，我会猛地兴致勃勃起来。

我手边的活会突然一下子显得平淡无味，如果我骑马出去，比如在草场或是在树林里，或附近的田野上，钟声和铃声回荡在空中——顺风传得很远，以至于三英里外都能听得见——我会不耐烦地调转吉普西往家奔去，好像怕在外面再多滞留一会儿，就会误了午饭时间。如果在办公室里，情形也是如此。我本来两眼盯着面前桌上的资料，嘴里咬着钢笔，靠在椅子上，突然间，会觉得正在写的东西一下子变得毫无意义。信可以先放放，数字也可以先不算，其他事务可以另找时间去完成。我得推托身边的所有事情，离开办公室，穿过庭院，回到家里去。

她往往会早我一步到那儿迎我，向我道声“早上好”。她常常会把一个枝状的饰物放在我的碟子边，作为给我的一份礼物，我就别在纽扣眼里。有时我会品尝到一种新的药饮，某种香草酒。在她手中，这种酒可以有百余种配方，不断让厨师试。过了几周以后，斯考比才偷偷告诉我，说厨师每天都背着他去向她讨教，那就是我们现在能吃得这么好的原因。

“太太不想让艾什利先生知道此事，以免认为她太专横跋扈。”斯考比说。

我只是笑笑，假装还不知道。但有时候，我会开玩笑地对我们正吃的饭菜吹毛求疵。“无法想象他们在厨房里究竟干了些什么，这些伙计都变成法国厨师了。”

这时，她会很天真地问：“你喜欢吗？是不是你以前吃过的更可口些？”

现在大家都称她为“太太”，我并不介意，反而很高兴，这使我有种自豪感。

我们吃完午饭，她就上楼去休息。如果这天是星期二或星期四，我会给她叫辆马车，威灵顿便驾车带她到邻里回访来过的客人。有时如果我顺路有事，便和她一起坐车走约一英里，然后我从马车上下来，让她一个人继续走。在她回访时，她会对人表示出深切的关心。她披着最好的披风，带着新的面纱和帽子，我背朝马匹坐在马车里，这样就能看着她了。而她呢，故意逗我，不把面纱掀起。

“为了能听到那些闲言碎语，”我说，“为了能听到一些新鲜事或传闻什么的，我愿变作墙上的苍蝇。”

“跟我一起去，”她回答道，“会对你有好处的。”

“我可不想去，吃饭的时候，你会全部讲给我听的。”

我站在路中间看着那辆马车轱辘而去，车窗内会伸出一块手帕逗趣地朝我舞动。在这之后，我只有到五点吃晚饭时才能见到她，这段时间像是晚上见面前非穿插不可似的。这期间不管我是有差事，还是在忙庄园的事，或是和人们闲谈，都一直有种急不可耐的感觉。几点了？我看看安布鲁斯的手表，唉，才四点半，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只要回到家里，经过马厩，我就知道她是否已经回来了，因为可以看到马车是否已停在车棚里，马是否吃了料，饮了水。进了家门，经过书房和客厅，两间房子要是空荡荡的，就知道她已经上楼休息去了。她在饭前总要休息的。那时我会先冲个澡，或洗洗脸，换好衣服后，再到下面的书房去等她。随着钟表指针接近五点，我开始越来越焦躁不安，我开着书房门，以便能听见她的脚步声。会先听到狗的嗒嗒脚步声——现在我对它们来说已无足轻重，它们像影子似的跟着她——接着听到的是长裙拂过楼梯的沙沙声。我想这是一天中我最欣赏的时刻。声音里有某种期待中的心悸，一种急切的渴望。以至于她进来时我几乎忘记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我不知道她的长裙是用什么材料做的，不管是挺括的丝绸，还是缎子，或者是棉缎，她行走时不时地擦着地板，不知是长裙本身在飘动，还是因为由她穿着，行走时步态优雅，反正那本来暗淡简朴的书房，她一进来，就会突然焕发出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