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回到寂寞的书房里

对家父而言，渡海途中身首异处的那位“欧阳昆仑”只不过是个过耳即逝的陌生的名字。这个名字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都离奇得像是只会出现在那种荒诞不经的武侠小说之中；然而，在家父的人生现实里，“欧阳昆仑”既是帮助家父、家母得以逃离中国大陆、避祸来台的恩人，也是辗转受家父的双重身份牵累而枉送性命的牺牲。在抵台后最初的几年流徙岁月中，家父只能透过强迫自己不去回忆的手段来过生活。他和几个不期而遇的同乡醵资在台中第二市场外开了一爿小杂货铺，埋首于秤斤计两、锱铢必较的商贩生涯。可是他的同乡合伙人太喜欢齐聚一堂、重温当年在山东老家的种种情景，仿佛只有凭借着不断的回味，大家才能确信自己仍然还在继续生活着；也只有互相描述、争辩着故乡人事景物，甚至为之涂抹上其实彼此都无法详加印证的独特色彩或丰富细节，才算（在精神深处）保有了故乡的一切。这种谈话使家父逐渐无法承受，他总在即将有人问起“你是怎么来的？”、“你是跟着哪一个部队来的？”或者“你是哪一天上的船？”之类问题的时候借故逃席。久而久之，他的人生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空洞—自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号到六月上旬的某日，也就是从青岛登舰开始、直到在基隆港吃了一大串香蕉而狂泻不已为止，其间的一切都凭空消失。当不再能够和同乡们不断地交换记忆以相互慰藉之际，家父的恐惧、惶惑和抑郁并未消解，反而益发深陷成一种顽固不可消解的信仰，在意识或思维的核心，他笃定地认为：正是他这个人的存在，而使得这个世界上有其他的人受难吃苦。

几乎是以一种不告而别的潜逃方式，趁着某个借中秋节而举办的同乡宴正热哄哄、闹嚷嚷着的时候，家父结清了账务，取走了自己该得的一份本利，和家母搭火车连夜北上，来到竹林市的王代表家中寄居。车行途中，家母指了指窗外那一轮黄澄澄的满月，说：“这月亮老跟着咱们呢！”家父便哭了起来。当时他完全不能预知，不过数日之后，李绶武翩然到来，以一种猝不及防的手段指点他重新面对人世苦难的勇气。说穿了其实很简单：那份整理、编写一部《中国历代战争史》的工作得以让家父在接触极其庞大的史料的同时去不断地发现，在看来已有成败定论的战斗、战役以至战争事件背后，还有更长远的渊源和背景，那些所谓的结果都出于种种必然或偶然的原因；而被人称为“原因”的东西实则又是另一个更巨大的历史系统操作下的“结果”……如此层递相生、辗转相沿，当家父不得不为谋生而陷入故纸堆中，寻找一个又一个既是果、又是因，既是因、又是果的答案，等那答案到手之后，才了解到它只不过是另一个更大的问题的线索而已。这份工作逐渐令家父摆脱了“我的存在必定造成他人苦难”的自我折磨—在一个从未经历过战乱、流离，从未于去留一念之间挣扎着背弃了家园、同胞，也从未面临过任何重大抉择的我眼中看来，这折磨应该只是过分高估自己的重要性的人开了自己一个悲哀的玩笑罢了。但是李绶武显然并不这样想—对他而言，家父尔后如痴成狂地钻研战争史料的这份疗伤工作只不过是一个更长远的谋略的一部分。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一个规模庞大、卷帙浩繁的计划，即令集结数十百人之力，也很难在可见的时日之内克竟全功。然而，家父从上班的第一天起，便只一个人、一张木质办公桌、一把竹藤椅、一壁合板钉成的档案架、一只由炮弹箱改装的地图卷轴桶、一叠十行纸、一杯茶和一个传令兵—传令兵不传他的令，传的是“《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的令。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从未露过面，家父只知道李绶武是委员会的召集人—召集人也从未露过面。露面的只有传令兵，他每隔几天会抱进一大叠少说有尺把厚的资料来，请家父签收。所谓“资料”，就是各式各样的白纸黑字。大多数的内容可以称之为“断烂朝报”式的考古文献，且完全不以任何系统形式的分类或序列出现。比方说，家父头一天领到的第一和第二号两份资料分别是这样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蹇蹇录》谓：‘当国运死活迫于眼前之际，北京政府徒逞党争，如此儿戏之谴责，使彼不得断行其计略，并免除其责任。李鸿章之不幸，实可谓中国政府自杀其国家耳。’”“英王至颍州，钦差大臣胜保劝之降，英王不从，乃槛送北京。未至，奉诏就途中杀之。遂于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在河南卫辉府之延津遇害，时年才廿六耳。英王眼下有双疤，有‘四眼狗’之别号，骁勇富谋略。忠王闻其死，叹曰：‘吾无助矣！’”家父的职责便是把这两条没头没尾的文字抄录在十行纸上，并依记忆（其实是模糊含混的印象）分别将之归入“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和“太平天国诸役时期”，然后个别收入一个墨绿色马粪纸制的档案夹，放在合板架上。家父永远不会忘记：他在上班前四天里一共处理了第一批的七百五十二号资料。